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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毛奇龄之徒出，学者始误笃信之非，然以不求真知之故，流于才辩。
阎若璩之徒渐知从事于征实，辨别伪真，折中一是，唯未能确立科条，故其语多歧出。
若臧琳、惠栋之流，严于取舍，立例以为标，然笃信好古，不求真知，则其弊也。
惟江、戴、程、凌，起于徽歙，所著之书，均具条理界说，博征其材，约守其例，而所标之义、所析之词，必融会贯通以求其审，缜密严栗，略与皙种之科学相同，近儒考证之精恃有此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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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高估皖派，即等于称赞皖派的创始人戴震。
刘氏有这种看法，自然与他的学术传承和学术体验密切相关。
他一向认为扬州学者之学是继承戴震之学而来，近于皖派，[47]而且自认本身学术也是承这一传统而来。
他曾几次征引戴震《与是仲明论学书》中的几句话：“经之至者，道也。
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以渐求。”
对此他表示认同和遵循，并在学术实践中作为基本方法手段加以运用。
可以说，他之推崇戴震，是出于自身的学术追求，而非受到章太炎的影响。
除对戴震和皖派考据学的强烈认同与称誉外，如前所述，刘师培还是戴震义理之学百年后的知音。
他不仅对其以《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义理学成果给以充分肯定和多方阐释，而且用学术实践发扬其义理学，他的《理学字义通释》实为仿《孟子字义疏证》之作。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彰扬对梁启超这方面认识的变化起到影响作用。
梁启超1904年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近世之学术》时，对《孟子字义疏证》为代表的戴震义理思想评价不高，认为：
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节之犹惧不及，而岂复劳戴氏之教猱升木为也。
二百年来学者，记诵日博，而廉耻日丧，戴氏其与有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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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0年他著《清代学术概论》时，态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不仅详细摘引《孟子字义疏证》，而且认为：
《疏证》一书，字字精粹。
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一大革命。
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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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刘师培发表于1905年和1906年的《东原学案序》、《戴震传》等著作给了梁启超以启示。
当然也不排除梁氏从章太炎等人的有关论著中得到其他一些启示。
平心而论，戴学的复兴与走红，确有章太炎的开启之功以及20年代后胡适等人的阐扬之力，[50]但其间刘师培所起到的关键作用绝对不能忽略，在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尤其是回顾戴震研究史时，这一疏漏应当补上。
上述几个论题是刘师培论清学最有特色的方面。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刘师培、章太炎、梁启超几乎同时都提出的命题值得关注，即清代考据学略与西方科学相同，富有科学精神。
胡适后来对此命题做了多方阐释。
这一命题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恐有牵强之处，或可说考据学与科学只是形似，而非神似，但它却能引发一种思考：传统学术中是否存在着导引学术走向现代的资源，从而有助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就此而言，这一命题相当有意义。
[1]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总序》，见《遗书》，5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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