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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先生自诩其思想在“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且中国幅员辽阔，地缘文化的因素历来较强，近代全国各地发展尤其不平衡。
京、沪和一些口岸或者已到后面的时段，内地则可能尚不同程度地处于前面的时段，或竟在两时段之间。
若必以整齐划一的阶段论去观察诠释问题，恐怕有适得其反之虞。
[31]
据山西举人刘大鹏的日记，新学书籍到1903年在山西还不多见。
山西士人到河南应试，发现那里的“时务等书，汗牛充栋”
，遂纷纷抢购，致使书商立即涨价。
[32]可见同为内地且邻近如山西、河南，新学的传播就很不一样，两地读书人已不可同日而语。
到1918年，冯友兰从北大毕业回到河南开封，要宣传响应新文化运动，办了一个名为《心声》的月刊。
冯氏所撰的发刊词说，该杂志的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的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
[33]以此看来，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河南，读书人的心态大约尚与清季之人相近。
以开封与北京的接近，新学的传播竟然又相去甚远，遑论北京与山西的差距了。
同样，近代中国思想时段和社会时段不同步的现象也体现在少年胡适身上。
胡适在其英文本自传中，曾特别讲到他在上海读到的《新民说》等文章“猛烈地撼动了我以为中国的古文明已经自足，除船坚炮利外毋需向尚武而唯物的西方学习这样一种美梦”
。
[34]这对了解少年胡适及其时代，都有深刻的提示性。
这已是20世纪初，在今日一般认为当时思想属于“先进”
的中国人心目中，张之洞的思想已不能应付时局，更不用说曾国藩的了。
至少在绩溪时的小胡适，其思想倒更像在“湘乡南皮之间”
的陈寅恪。
如果从近代思想时段和社会时段不同步的角度去观察，则安徽绩溪与上海的那一段距离所造成的思想差距，大约有二三十年即整整一代人之多。
考虑到绩溪所在的徽州素称商业发达之地，而胡家自己在上海就有店铺，信息的流通应无大妨碍，则我们对清季中国城乡的差别，特别是思想、观念、心态的差别，恐怕还应往其他方面做进一步的仔细探讨。
清季兴学堂之举，就值得再做考察。
清政府在改革科举之时，已开始兴办学堂来填补科举制的教育功用，这本是很有见识的举措。
但一种新教育体制并非一两纸诏书在一夜间便可造成，而清季举国都已有些急迫情绪，竟不能等待学堂制的成熟即已将科举制废除。
旧制既去，而新制尚不能起大作用，全国教育乃成一锅夹生饭。
因学堂毕竟初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许多新学堂的教育质量实际不如旧私塾。
新学堂确实培养了不少“新人物”
，却未必养成了多少“新学人”
。
学子无学，是后来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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