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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同为新学堂，其间的差距有时可以相当大。
实际上，可以说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
生在上海，比胡适大三岁的顾维钧，在读完仅教识字的私塾后，便直接进入教会学校，以后的教育是越来越西化，结果到晚年还必须强调自己的中文可以写得“通顺”
。
[41]其实别人也曾说过顾氏的中文好，但一般人之所以有他中文不好的认知，正是因为其他许多从小受西化教育的人有此通病。
生在北京，比胡适小两岁的梁漱溟，则是在读完《三字经》后就读新派的《地球韵言》，然后进了北京第一家新学堂——中西小学堂。
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后来是殉清的，从根本上只能归入“保守”
一路，不好算作十分趋新者。
他的家庭教育尚且如此，其余可以想见。
[42]
可见，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其一个后果就是传统教育最讲究的“读书写字”
的基本功已较前薄弱。
那种眼睛盯着少数不世出的菁英分子的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在与口岸没有怎么“接轨”
的乡间还基本存在。
而胡适正靠着这点“国文”
的训练，在那“邯郸学步，反失其故”
的上海新学堂，打出了自己的天下，初步树立了他这个少年乡下人的自信。
也是靠着旧学的基础，再加上澄衷学堂的英文训练，胡适就能击败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一举步入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真正全国性的少数菁英群体。
而胡适的经历也体现了近代中国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的改变。
在四民社会中，士大夫已成一个固定词组；由于士是“大夫”
即官吏的基本社会来源，道统与政统是一体的。
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虽然可以有其他的途径和选择，从士到大夫仍是最受推崇和欣赏的取向。
换言之，士与大夫的几乎等同的内在逻辑关联，恐怕是其最主要的社会吸引力。
科举制废除后，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这就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的取向。
同时，前述思想上之“新的崇拜”
作用于社会，其直接影响就是上升性社会变动渐渐也几乎到了唯新是尚的地步。
早期留学生，多边缘人物而少“良家子弟”
；到科举改革之时，留学已成学子的人心所向。
严复在1902年观察到：“近今海内，年在三十上下，于旧学根柢磐深，文才茂美，而有愤悱之意，欲考西国新学者，其人甚多。
上自词林部曹，下逮举贡，往往而遇。”
[43]以个人论，严复心中颇以没有真正的科举功名而不能自安，此话或未必没有暗示自己旧学根柢磐深而文才茂美之意。
但留学确渐为士人所趋。
民国著名报人黄远庸就是在那两年以进士身份留学日本，他的确也是当得起“旧学根柢磐深而文才茂美”
之誉的。
而夏同龢、骆成骧和刘春霖等状元先后留学日本，更具象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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