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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入民国后,“以官费留学为赏功之具”
(许多人愿领此赏,最说明问题)。
胡适在美国读书时,“留学界官费者居十之六七”
。
他在1914年写的《非留学篇》里说,“今日最大之隐患”
,在“国中有名诸校,都重西文,用西文教授科学”
。
而“国内学生,心目中唯以留学为最高目的”
。
他们“以为科举已废,进取仕禄之阶,唯留学为最捷”
。
[45]胡适所说的国内学生,部分也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底子的。
他自己在赴北京考试之前给母亲的信中就曾说,“现在时势,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
。
这“惟有”
之一途,就是胡适选定之路。
的确,那时一旦得一本科学位归,即被“尊之如帝天”
。
[46]学子既以“进取”
为目的,则读书唯求速成,都想早得文凭,回国任事。
写《非留学篇》时的胡适对此颇不以为然,但世风之变,却是极明显的。
教育改革引起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大转变,是四民之首的“士”
这一旧的社会群体的逐渐消失,以及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知识人”
这一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
“士”
的消失意味着四民社会已成为历史(四民社会的解体自然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比如新型的金融业、工商业等的出现,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与乡村的疏离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同时,四民社会的解体本身,也是现代知识人不得不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造因之一。
两者之间是一种互为因果并且互动的关系。
士的来源既因社会变迁而中绝,其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也就空出。
传统的士大夫作为四民之首这一社会角色的一个含义就是士也是其他三民的楷模,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而榜样与追随者之间,仍保持着有机的联系。
社会分工既然确定,双方都不存在要辨明地位高下的必要。
但随着四民社会的解体和新观念的引入,传统的社会分工遭到质疑,过去认为不言而喻的事情现在却需要论证了。
林白水在1904年指出:“现在中国的读书人,都是以上流社会自命的;凡不读书的人,如工农商兵,共会党里面的人,都说他是下流社会。
这种意见,并不是从现在才有的,但既然有了这意见,群力的团结,自然不能够坚固了。”
[47]以是否读书分上下流,且必须加以强调,正是社会变动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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