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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划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更温和的胡适一边。
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
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
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而“行”
的载体的地位一上升，又反过来影响思想演变的走向。
中国思想权势又出现新的转移。
余师英时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一类思想在中国社会上的广泛传播，“最先是大学生受到感染，然后再一步一步地影响到教授阶层”
。
[84]老师向学生学习既然成了终生的目标，则学生喜欢的，老师也不得不学着去喜欢。
这当然是有一个过程的。
新文化运动的老师辈由威尔逊向列宁的转移，恰证明这样一个学生影响教授的过程。
陈独秀在1918年底所作的《每周评论》的《发刊词》中，还曾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
他在1919年也曾喊出“拿英美作榜样”
的口号，不久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到1923年12月，北大进行民意测量，投票选举世界第一伟人，497票中，列宁独得227票居第一，威尔逊则得51票居第二。
威尔逊从“第一好人”
变为“第二伟人”
，正是由美到俄这个榜样的典范转移趋于完成的象征。
[85]
以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在自身演变出现危机时，恰遇西潮的冲击而解体，拉开了近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序幕。
社会结构变迁既是思想演变的造因，也受思想演变的影响。
西潮冲击之下的中国士人，由于对文化竞争的认识不足，沿着西学为用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的不归路，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立足点。
文化立足点的失落造成中国人心态的剧变，从自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到承认中国文化野蛮，退居世界文化的边缘。
近代中国可以说已失去重心。
结果，从思想界到整个社会上都形成一股尊西崇新的大潮，可称作新的崇拜。
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科举考试内容已重新学胜于旧学，中国腹地不能接触新学书籍者已难以通过考试。
实际上，最后一代社会学意义上的士在思想上已与传统的士大不相同。
思想权势的转移是与社会权势的转移伴生的。
四民之首的士这一社群，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受冲击最大。
废科举兴学堂等改革的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
的社会来源，使士的存在成为一个历史范畴。
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人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
知识人与传统的士的一大区别即其已不再是四民之首，而是一个在社会上自由浮动的社群，道统与政统已两分，而浮动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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