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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近代军人、职业革命家和工商业者等新兴社群的崛起，知识人在中国社会中处于一种日益边缘化的境地。
同时，科举制虽废除，而并未代之以新的官僚养成体制，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原处边缘的各新兴社群开始逐渐进据政统。
身处城乡之间和菁英与大众之间的边缘知识人尤其适应近代中国革命性的社会变动。
崇新与重少相表里，在此大趋势下，出现听众的拥护与否决定立说者的地位、老师反向学生靠拢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势再转移。
同时，近代新的崇拜虽因失去思想、社会重心而起，当其成为“风气”
之后，又反过来强化了中间主干之位空虚的现象。
崇新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不断地追求进一步的新，则“国中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
，固亦宜也。
一般老百姓，固然要不断追求更新的偶像；就是已成偶像者，也要不断地破旧，以证明及维持其新。
可是新总是相对于旧的，一旦旧被破除，新也就不成其为新。
如是则既存的偶像转眼已旧，不得不让位于更新者。
如此循环往复，没有一个大家可接受的持续象征，于是中间主干之位空虚就成为近代中国持续的社会现象。
不过，近现代中国知识人尊西崇新，其潜意识里也未尝没有以夷制夷这个理学模式传统的影响在。
其学习西方之目的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新更强的国家，最终凌驾于欧美之上。
在此情势之下，民族主义乃成一股大潮。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民族主义运动有其特殊的吸引力。
边缘知识青年在其中找到自身价值的实现，从不值一文的白丁（nobody）变成有一定地位的人物（somebody），国家的拯救与个人的出路融为一体。
菁英知识人也在这里发现一个选择，即一条通往回归到与大众和国家民族更接近的路径；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说是从边缘回归中央的可能。
如果可以把走进象牙塔这种与大众的疏离视为传统之士的内在超越性的某种外在社会化，则经民族主义运动而回到与大众的接轨就是一种超越的超越，即外在地超越于内在超越的社会化。
故即使仅从这一层面看，民族主义运动为知识人的边缘化和新兴的边缘知识人都提供了某种出路，其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自然非其他主义可及。
但民族主义只能提供出路，却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重心既失，边缘人打了天下后仍面临是以自己为中心独治还是重建一个社会重心来“共治”
天下的问题。
蒋介石在北伐结束后曾感叹说：“今之行政机关所最难者，不用一旧有人员，则手续多有不便；用一旧有人员，则旧有之积习，照随之而入。”
[86]此语固有其特定的指谓，但多少透露出那种独治也难，共治又无所与共的窘境。
胡适在北伐统一之后不久仍说中国的民族自救运动已失败，即因为他一生追求的“再造文明”
的目标并未实现。
近代重心之失的根本，还是中国人已失其故，缺乏一个重建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
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即使“收拾”
来一些西方的学理，仍谈不上对外来思想资源的消化、借鉴和利用；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更不可能建立起社会和政治的重心。
重心不立，则乱多于治的现象必然反复出现。
所谓“再造文明”
，正是要重建这个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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