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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好写照。
这也是民初社会变动的思想语境。
如上所述,边缘知识人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本就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
白话文的推广,既扩大了边缘知识人的队伍,也增强了他们的影响。
白话文本身又为日后的标语口号演说等政治行为的兴起埋下了伏笔。
故苏俄式的群众政治运动方式尚未引进,其在中国得以风行的土壤已经准备好了。
“五四运动”
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
京、沪新闻出版界立即开始大量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中学生中发展力量。
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倡在先,边缘知识人自觉在后;他们一旦自我觉醒,参与意识更强,就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到20年代,李璜已在抗议各政治党派驱使利用中学生参政而造成其流血牺牲。
[81]鲁迅到广州也发现北伐军中拼命的原来竟是学生辈。
[82]此时边缘知识人无疑已渐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力军。
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边缘知识人第一次既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又部分是其领导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
20世纪中国各政治运动的成败,常视其能否吸引和容纳大多数边缘知识人而定。
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要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
君不见“问题与主义”
论争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
这一边的。
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
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
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
。
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
,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
恽氏已认识到那时的“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
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
。
[83]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
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
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
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过于老师辈的。
“五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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