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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一种社会群体的界说，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既不适用，近代西方的社会分类标准也觉勉强。
过去有些学者不免将其拔高，如周策纵先生不仅将“五四”
前后的初高中学生纳入知识人的范围，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旅欧华工中的识字者也归入知识人社群。
[66]这样的分类，不论以中西当时和现在的标准，均觉勉强。
美国学者朱丹（DonaldJordan）也将20世纪20年代的中学生列入“上层菁英”
（elite）之中。
[67]自下而上看，或稍近；若自上而下看，恐难入流。
但这些学者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正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这一社会群体的边缘特性，也提示出边缘知识人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
这些人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
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人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
他们不像鲁迅那样有固定收入可以抄碑帖排遣意绪，也不像胡适那样可以在大学获取有面子的高薪教职。
与鲁、胡一样，他们每日目睹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的败落；与鲁、胡不同，他们同时看见自己生涯的无望。
这样的双重失意惆怅，使边缘知识人比别人多一层烦恼焦虑，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
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为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而生存、而奋斗。
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和实际的参与都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
同时，由于边缘知识人不论身心都徘徊在城乡和菁英与大众之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和沟通城乡及菁英与大众的功用。
所谓边缘，本是双向的，即一脚踏在知识人一边，一脚踏在不能读写的大众一边。
这样一种两可的特性，使其有时恰更容易被双方接受。
知识人可见其知识的一面，大众则见其通俗的一面。
近代中国既然是走在所谓现代化的路上，其大方向总的来说是在向西走。
而知识菁英的西向程度是远超过大众的。
钱穆就从义和团事件中看出上层知识人与大众在民族主义方面的疏离。
他说，近代中国知识人“天天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许多对中国民众并非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来无条件地向他们炫耀夸扬。
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
。
实际上，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的一般民众，对此“会发生很大反感”
。
[68]这里面的关系当然还更复杂。
知识菁英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不是那么强烈，但其内心深处实际的民族主义关怀，实不稍让于大众（详另文）。
但是，一般民众认知中的知识菁英，当然只能来自其表现出来的部分。
钱氏观察到的现象确实存在。
胡适还是一个边缘知识人时，虽然自己一直在下大功夫学英文，却也在《竞业旬报》里鼓励世人要“使祖国文字，一天光明一天。
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的了不得。
那还算是人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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