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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正因为边缘知识人所掌握的中西学均有限，反容易自以为“已学通”
而行动更大胆活泼。
他们的行动能力的确是超过知识菁英的。
林白水早已表达了读书人“最不中用”
，只能“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
的认知。
他为证明读书人没用，进而说：“你看汉高祖、明太祖是不是读书人做的？关老爷、张飞是不是书呆子做的？可见我们不读书的这辈英雄，倘然一天明白起来，着实利[厉]害可怕得很。”
不过，林氏马上又指出：“书虽然来不及去读，报却是天天要看的。”
[71]可知他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不太算得上“读书人”
，却又还能看报者。
正因为边缘知识人胆大肯干，一般民众渐得出他们在“干”
而知识菁英只会“说”
的认知。
这样，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目的本来是要弥合士人与大众的疏离，即胡适所说的要合“我们”
与“他们”
为一体，故曾努力“与一般之人生出交涉”
。
[72]但其尊西的取向，恰又扩大了双方间的疏离。
四民社会中士人本是社会其他阶层的楷模，这样的疏离当然对新型“士人”
的楷模地位大有毁损。
近现代知识菁英既然连与大众沟通都困难，也就难以充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
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人，反能部分取代知识菁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
这就是章太炎、胡适所见的民国人物不能持久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两人自己，也在此循环之中。
胡适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
，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73]约两年后，戴季陶也说，辛亥革命后政治局面虽一年数变，但“变来变去，在政治这一个舞台上的背景、脚色、排场、科白、表情，都是差不多”
。
[74]换言之，这么多年中国并没有造出什么“新角色”
。
古董而且旧，其过时自不待言。
据胡适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
。
[75]
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
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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