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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这样的“率性”
之人，在素重“作圣”
的传统中国社会里，是很难有美誉的。
[42]
王、叶等人的不重修养，具有明显的后湘军时代的意味；而其之所以能这样特立独行，恐怕与湘军兴起带来的豪气也有一定关系。
如果没有曾国藩那一代人对道德修养的强调，湘人在全国的边鄙形象恐难转变；但近代湖南由边缘而中央这一大转折又的确使许多旧有的特性都借此发挥到更高的程度，从而使包括读书人在内的许多湘人部分回复到原有的刚劲强悍。
咸同后湘人的敢作敢为颇受世人注目，无意中支持或助长了一些与湖南相关的迷思之形成（其中梁启超起的作用尤大）。
陈宝箴已说：咸同中兴的“名臣儒将，多出于湘。
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
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
[43]梁启超也认为：“发逆之役，湘军成大功。
故嚣张之气渐生。”
这大致是时人的认知，但梁随后下一转语“而仇视洋人之风以起”
，则显然为信口开河（详后）。
[44]
梁又说：“湖南向称守旧，故凡洋人往游历者动见杀害，而全省电信轮船皆不能设行。
自甲午之役以后，湖南学政以新学课士，于是风气渐开。
而谭嗣同辈倡大义于天下，全省沾被，议论一变。”
于是有陈宝箴等推行的新政。
这些话也都只能说是半虚半实，将半带想象的诠释掺和于事实叙述之中。
湖南电信轮船固难设难行，但洋人有几人被杀却是可以统计的。
所谓“动见杀害”
，不过是把描述全国排外的习惯模式（其实全国也未达此程度）套在已先定为“守旧排外”
的湖南之上。
同时，甲午后学政江标以新学课士颇有影响是实，但陈宝箴抚湘前谭嗣同等人的观念已沾被全省，使议论一变，又只能是想当然。
[45]
大抵梁启超如其自述，“笔锋常带感情”
，故立说较随便。
但正因“梁笔”
的感染力，其说最易为人接受。
他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致函汪康年说：“十八行省中，湖南人气最可用。
惟其守旧之坚，亦过于他省。
若能幡然变之，则天下立变矣。”
[46]这里“若能幡然变之”
只是一个希望，后来却成为一种习见的诠释。
戊戌当年一位江苏人注意到：“夫湘人，吾华之深闭固拒最甚者也。
一朝丕变，咸与维新。”
王尔敏引用此语后进而提出：“甲午战后，湘省人士幡然改途，由守旧的中心，一变而为最积极维新的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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