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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问题在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对所有中国士人的刺激诚不可谓不深，但何以唯湖南人那么快就“幡然改途”
呢？
其实，梁本人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仍说湖南守旧过于他省，则湖南人在甲午后的转变，显然是有一个过程的。
《国闻报》到戊戌当年五月说：“素称守旧”
的湖南“近日丕变之急，冠于行省”
。
[48]注意到其丕变在于近日，庶几近之。
而梁启超和上引之江苏人已为湖南之变何以异于他省提供了答案。
梁写信给汪康年是因为江标出任湖南学政，而汪与之厚，欲汪劝江“于按试时，非曾考经古者，不补弟子员，不取优等；而于经古一场，专取新学，其题目皆按时事（尝见建霞所命题，甚通）。
以此为重心，则利禄之路，三年内湖南可以丕变矣”
。
江标果然以新学课士，两年后那位江苏人即注意到湖南的“一朝丕变”
，其转折正在于“自我吴江建霞太史衔命视学，一以阐发新学为心，而澧兰沅芷之乡，无不知研求时务为当务之急”
。
[49]这就是说，甲午战败的刺激是全国性的，而湖南却因学政自上而下地以“利禄之途”
导引，所以出现异于他省的变化。
同时，说甲午前的湖南是“守旧的中心”
，恐怕也有疑问，对此谭嗣同、梁启超等当年即感疑惑。
谭说：中国十八省中，“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
，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
两侍郎可谓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
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
！
梁也说：“湖南以守旧闻于天下，然中国首讲西学者，为魏源氏郭嵩焘氏曾纪泽氏，皆湖南人。
故湖南实维新之区也。”
他提出的一个解释是：“他省无真守旧之人，亦无真维新之人。
湖南则真守旧之人固多，而真维新之人亦不少。
此所以异于他省也。”
[50]这话与不说实无区别。
谭注意到的“名实之不相契”
说明湖南民风士风的守旧还是趋新，的确需要仔细甄别，这也就回到了前面提出的近代湖南文化主流趋向的问题。
关于湖南人的守旧，论者多引同治十一年（1872）曾国藩灵柩因用轮船运回故乡受阻事为例。
[51]自胡林翼慨叹洋船在长江的疾速行驶以还，轮船在近代中国就有相当程度的象征意义。
但这一次轮船与曾国藩灵柩的关联，很有可能是后之治史者读出的新意。
湖南当时为之哗然者是否从“新旧”
立场出发思考和因应这一问题，迄今未见可靠的依据，相当值得怀疑。
其实那件事或者与今人所说的“迷信”
及相关习俗关系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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