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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在中国传统认为非常重要的事项中使用了当时不习见的运输工具，这大概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假如他用先民使用的木筏子运送乃父的灵柩，应属最“旧”
，恐怕仍会引起相当程度的哗然（当然轮船可能更容易引起争议）。
湖南民风或有守旧一面（实则全国亦然，义和团事最足证明之），而湖南士风则绝不守旧，反而明显趋新。
咸同以后湖南的象征人物是曾、胡、罗、左等，到那一代人影响式微时，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等在戊戌新政前后被新派提出作为正面的乡贤象征，借重建湘学的地位以延续传统。
重要的是，旧派实不能提出足以重建湘学地位的其他人选，所以他们只能基本默认新派的主张。
戊戌新旧之争时除叶德辉因反对公羊学偶尔攻击到魏源外，所有旧派攻击的范围并不曾波及郭嵩焘与曾纪泽，则后二人的正面形象并未受到挑战。
简单考察一下这一重建湘学传统及象征的过程，有助于认识湖南士风究竟是否保守。
陈宝箴在《招考时务学堂示》中说：“湖南地据上游，人文极盛。
海疆互市，内地之讲求西学者，湘人实导其先。”
以下历数曾国藩送学生出洋、左宗棠建福州造船厂、曾纪泽使俄不辱君命、魏源编《海国图志》、郭嵩焘使西以还之著作，“皆能洞见隐微，先事而发，创开风气，尤为海内所推”
。
[52]这一趋新的传承脉络极为清晰，而“为海内所推”
一语尤能道出湖南在全国形象之所在。
皮锡瑞所拟的南学会第一次讲义就强调：“粤匪之乱，中兴将相，多出湖南。”
他在列举了曾、唐、罗、左等以学人出而戡乱的业绩后强调：“乡先生流泽未远，学者当闻风兴起。
即事权不属，如王船山先生，抗论古今；魏默深先生，纵谈海国；著书传世，亦足以教后学。”
故倡立南学会的目的就是希望“将来风气大开，使我湖南再见曾文正、罗忠节、左文襄之伟人，再闻王船山、魏默深之伟论”
。
[53]皮氏后来再论清代湖南说：“船山、默深诸公，以文学开风气；曾、左、胡、江、罗、李，以武功致中兴。
于是四方推重湖南为人才极盛之地。
固由地气转移所致，亦由乡先生之善变也。
如不变，则终如古南蛮而已矣。”
[54]他不仅确立近代湖南讲学经世的传统在此，尤突出湖南风气正在于“乡先生之善变”
。
这一观念显然传承下去，时务学堂学生林圭于戊戌当年写信向其过去的老师叙述省城新政举措后说：“外人以吾湘为善变，斯言不虚。”
[55]时务学堂另一学生杨树达到1935年演讲“湖南文化史略”
，仍说“自王船山先生以后，湖南人笃信民族主义，因欲保持自己民族，故感觉外患最敏、吸收外来文化最力，且在全国为最先。
如魏默深之志海图，郭筠仙、曾劼刚之赞欧化，戊戌之办新政，皆其例也”
。
[56]更把戊戌新政与这一传统接续起来。
而且，是否承认这一区域文化传统对判别湖南趋新还是守旧极为重要。
《湖南时务学堂公启》说：因西人足迹不及湖南，“海内海外遂咸以守旧目湘士。
然窃闻吾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咸于天下不讲西学之日，受怨谤、忍尤诟，毅然决然以倡此义。
至今天下之讲西学者，则靡不宗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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