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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其隐含的意思，国人若有了根本觉悟，便可以批评政府了。
还在1917年，有读者指出《新青年》表现出了从重学说向重时事转移的趋势，陈独秀一面重申不批评时政的“主旨”
，却又表示，遇到“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
。
[70]到1918年夏天，他虽仍坚持“国家现象，往往随学说为转移”
；但终于正式谈起政治来。
陈氏以为，行政问题可以不谈，至于那些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
的政治根本问题，则人人应谈，不能“装聋推哑”
。
这时他转而强调，国人“彻底的觉悟”
，必须落实到对政治根本问题“急谋改革”
，才能避免国亡种灭的局面。
[71]
大概因为《新青年》同人和读者中很多仍不主张谈政治，陈独秀在1918年底创办《每周评论》，以谈政治为主。
次年“五四”
学生运动发生后，颇有学生被捕。
陈氏于6月初在《每周评论》上撰文，主张青年要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
的志向。
[72]几天后，他自己就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关押近百日。
从这时起，在各种内外因素推动下，陈独秀彻底告别不谈政治的主张，从思想改造走向直接诉诸政治行动了。
不过，陈独秀那时提倡的“民治主义”
，是偏向自由主义的。
他所说的中国若实行民治，要“拿英美作榜样”
，已成广为引用的名言。
[73]到1920年5月，陈独秀已和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有所接触，[74]而其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也确实深有体会。
[75]
胡适和傅斯年都说过，陈独秀曾经是个自由主义者。
胡适以为他成为共产党半出偶然，而傅斯年却认为有其“自然的趋势”
。
[76]两人所说都有道理，如果陈独秀在北京有忙不完的事要做，如果他不是偶然和维经斯基同时出现在上海，他或许真不会成为共产党。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仅素为陈独秀所关注，更对那时各类中国读书人都深具吸引力。
必充分认识及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张东荪、戴季陶都差一点成了中共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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