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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些人聚合在一起的是社会主义，使他们终于分开的，也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
[77]
从学理言，现代自由主义本与社会主义相通。
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黄金时段”
，正是从“二十一条”
到巴黎和会那几年。
当时美国在华影响也一度高涨，外有威尔逊总统提倡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
，内有学者型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三者都甚得中国读书人之心，合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的“背叛”
，同时断送了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前途。
中国人在摈弃了以日本为学习榜样后，经历了短暂的“拿英美作榜样”
，终转向更长久的“以俄为师”
。
[78]
陈独秀自己身上也体现了这一转折，他在1918年底尚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到次年初即已感觉威尔逊提出的是“不可实行的理想”
，故称其为“威大炮”
。
再到1920年秋，他进而主张输入学说应该“以需要为标准”
，即“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
。
此前中国或需要输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到那时则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
。
[79]
前引陈独秀的自由主义表述，大致在其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前夕，这意味着他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移，几乎在瞬间完成。
但马克思主义绝非一两天可以速成，中共创立时也在上海的李达回忆说，陈独秀即使在担任中共领导之后，也“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
；对关于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既“不懂，也不研究”
。
甚至“《向导》上署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
。
[80]此说实有依据，且不仅限于《向导》；《新青年》8卷3号上署名陈独秀的《国庆纪念的价值》一文，从文风到遣词用字，都与他此前（以及此后很多）文章不同，基本可以确定为代作；不论是否经其润色，最后定稿显然不出他手。
[81]
或可以说，陈独秀不过是在立场上转向了马列主义，并未系统掌握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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