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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5年，周作人的心态仍徘徊于既想要不分而实则仍在分“我们”
与“他们”
之间。
他说：“我相信古文与白话文都是汉文的一种文章语，他们的差异大部分是文体的，文字与文法只是小部分。
中国现在还有好些人以为纯用老百姓的白话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
我想一国里当然只应有一种国语，但可以也是应当有两种语体，一是口语，一是文章语。
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
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这当然全以口语为基本，但是用字更丰富，组织更精密，使其适于表现复杂的思想感情之用。
这在一般的日用口语，是不胜任的。”
不过，周氏强调，文章语要“长保其生命的活力”
，其“根本的结构是跟着口语的发展而定”
的。
[23]
观此可知，胡适、周作人那辈新文化人，一方面非常认同于“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的观点（这里仍有我们与他们的区别），一方面又要保留裁定什么是“活文学”
或“国语文学”
这个裁判的社会角色。
关键是，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
来定。
换言之，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知识菁英就成了裁判。
在胡适等人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
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
梅光迪、任鸿隽、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
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
。
任鸿隽有同感，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
。
[24]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
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
[25]
在这一点上，“旧派”
比“新派”
更具自我完善性。
传统的士大夫的社会角色本来就是一身而兼楷模与裁判的，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追随得是否对，仍由士大夫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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