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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野小孩”
与“婢”
，都是等级社会中上不得台面的人，新文化人的旧等级观念之强，于此可见一斑。
林纾在寄出小说《妖梦》后，收到蔡元培来信，代赵体孟请林氏为明遗老刘应秋著作品题。
林颇后悔其攻击蔡，曾试图收回《妖梦》，已来不及。
只得再正式具函，出面反击新文化运动，以示其完整一致（如果只影射而不敢正式出头，就更失身份）。
此时林纾虽明知新文化诸人背后就是蔡元培，却不便再公然讨蔡，只能说蔡手下的人不对。
一则蔡个人未曾得罪林，而林在礼数上先已失据；但更重要的是，以林所持的旧派立场，蔡为前清翰林，而林不过举人，无论自以为文章学问有多高明，相去实在太远。
林纾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大不利处，故其来书一开始便点明“今公为民国宣力，弟仍清室举人”
。
林纾本来并不十分认同于清廷，观其在民国三年（1913）出版的小说《金陵秋》，可知他对反清革命，实际也是同情的。
但此时只有以旧朝遗民对新国官吏，庶几可相抗衡。
蔡当然明白林的言外之意，故表面上回避这一点，却抓住林的认同危机，反过来标举林氏对北大的厚爱。
因为林之去北大，并非在鼎革之际辞职以殉清，而是到民国二年（1912）始因太炎派的压迫而离去，实际上也曾“为民国宣力”
，其先朝遗民的自我认同并不稳当。
陈独秀不久即将此点破，他引真正的遗老梁鼎芬的话说，已食民国之“禄”
的前朝官吏老儒，“还要厚着脸学我们谈纲常名教”
，不免使人肉麻。
[35]
更有意思的是，蔡元培在答书中全不提应该尊新，却处处暗示林的旧学不足。
林纾说北大有人学袁枚讲父母对于子女本无恩义，初不过自感情欲。
蔡则教导他这话本出自《后汉书·孔融传》。
林既引证不古，举人之不如翰林处顿显。
文苑之人何能在儒林之士面前掉书袋，林氏已难有发言权。
蔡更循钱玄同的故智，指出林氏虽在各处大讲古文和伦理学，其所译小说则多有“狎妓、奸通”
之事，不无暗示林既为小说家者流，哪里有什么资格四处讲古文，使林无立足之地（而伦理学当然也非林之所长，蔡却是出版过伦理学教科书的）。
最能表现林纾认同危机的，是正统的旧派也不认同于林。
《公言报》在刊登林氏书信的同时，还刊出一文作为附录，论述北大新旧派之争。
其中说到北大以刘师培为首的旧派，也基本属于取桐城派而代之的章太炎派，他们也不把桐城派人放在眼里；但林纾等两害相权取其轻，反觉与此派能接近。
刘师培立即致函《公言报》，指出该文章所述“多与事实不合”
；并表明他只是要保存国粹，实无意与新派争胜。
刘入北大，正是为蔡元培所“兼容”
；该派所出版的《国故》，蔡也曾比照《新潮》之例，予以资助。
既已在兼容之列，自无争的必要。
这里显然是要与小说家林纾划清界限，当然也不承认林有资格为“旧派”
的代言人。
尽管受刘影响的《国故》杂志成立于林纾向蔡元培挑战的约略同时，给人以双方似在协作的印象，《国故》派却明确表示不能认同于林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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