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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
两点上，但蔡丝毫没有提到林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
实际上，假如蔡的辩驳是成立的，则北大所为正是在林所希望的方向上，只是程度还不够罢了。
所以，如果从观念上看，应该说是林纾的主张取胜才对。
故林纾未能取胜的原因，应往别处探寻。
民国初年新旧杂陈，本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
林纾的身份认同先有些尴尬，新文化诸人更连其为旧派都不承认，则林氏提出的观念尚未知成败，林本人却因旧派资格不够而先失答辩之余地。
而且，一回到旧的标准，则小说家者流的地位原也不比林氏所看不起的“引车卖浆者流”
高到哪里去，林氏又能有多少发言权呢！
林既“失败”
，最直接的影响即是林译小说渐渐不那么受欢迎。
专出林译小说的商务印书馆在那时已开始觉得林纾“来稿太多”
。
[41]但林纾个人的失败，未必能体现主张白话之文学革命的胜利。
张恨水同样用文言写小说而能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广泛流行，而且张氏写的恰是面向下层的通俗小说，很能说明这场新旧之争的“胜负”
，其实还应做进一步分析。
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
的白话小说，实际在上层知识菁英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青年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菁英说法的文言，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
的思想观念，其实是不十分站得住脚的（详另文）。
民初的菁英意识，并不止是向往西方。
鲁迅曾说，“菲薄古书的，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
；而“表面上毁灭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
。
[42]新文化诸人对“旧派”
资格的高要求，提示着他们在安身立命之处，实则也是很旧的。
胡适曾说南社人的诗尚不如郑孝胥、陈三立的诗，南社人柳亚子就反说胡虽“自名新人”
，所论“犹是以资格论人之积习”
。
正如傅斯年对胡适所说：“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43]
胡适、傅斯年如此，陈独秀亦然。
他自己就曾叹谓：“适之说我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我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
[44]前引他所说的几个“不得不”
，都属于这个总的“不得不”
的组成部分，都分明告诉我们他那种忍痛割爱的矛盾心态——为了更新更美的未来，过去的一切都可割舍。
而且，新文化诸人不仅在安身立命之处颇为传统，其激烈反传统也是遵循一种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脉相传的“取法乎上，欲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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