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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向。
梁启超在清季曾说：“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
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
[45]
陈独秀、胡适、鲁迅的思路与此如出一辙。
陈在论及社会进化的惰性作用时说：“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
如一开始只主张五分，结果只能得二分五，中国社会进化就白受二分五的损失。
[46]胡适自述其之所以“主张全盘西化”
，是因为“文化自有一种‘惰性’。
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
。
中国人只有去“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
；而“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新文化……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风斯下矣。
这是最可玩味的真理。
我们不妨拼命走极端，文化的惰性自然会把我们拖向折衷调和上去”
。
[47]鲁迅亦然。
他曾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衷的。
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这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48]“走极端”
而加以“拼命”
，反起传统来怎能不激进。
新文化人对林纾的攻击，也是遵循这一取向的。
攻林最力的钱玄同在1921年7月28日致胡适的信，就很能代表这些新人物内心的想法。
钱以为，《三国演义》的用处即在高小学生“读过几部今语体小说之后，即可看此书，以为渐渐看古语体书之用”
。
他所拟今后学生看书由今至古的程序是：第一、二步是读不同程度的国语课本；第三步是“读语体小说，不论新旧，但须有文学的价值者”
；第四步是“读《三国演义》，以为由今语入古语底媒介”
。
然后可看梁启超、胡适等当代人的文言文，最后则“大概可以读[桐城]‘谬种’诸公……之文了”
。
[49]
可见钱氏内心中还是把林纾的古文看得甚高。
这最能体现新文化诸人反桐城派不过是要过二级故意激进，以得实际低二级的效果。
[50]其最后的目的，还是要使学生能读古书，以继承中国的传统。
这种苦心，人每不知，他们也不一定要人知。
但后来的研究者也不知，说他们真反古文，或就有些厚诬前辈了。
鲁迅曾说，不读中国旧书，最多不过不会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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