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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他认为要写好文章，正应看中国书。
只是他们觉得当时中国的急务是“行”
而不是“言”
，即要以西洋之长，以补中国之短，能否做文章是次要的，所以才有不读中国书的说法。
[51]
新文化诸人的激进既然存在着有意为之的成分，其所认知的传统的压迫，恐怕就更多是一种假想（imaginary）型的。
这一次的文言白话之争，反对白话一边领头的竟是专译西人小说的林纾，就是明证。
但新文化人这种假想也非完全无因，其自信不足或也是一个因素。
当时所有的新派，都甚为注意林纾在小说中对“伟丈夫”
的期盼。
在林氏个人，或不过是失意之余，借以发泄；真要有所动作，恰不必宣示。
但新文化人则看出了旧派想借用政治外力的“真实”
暗示。
平心而论，当时各派恐怕都没有那么清纯。
对于北大这个重要的文化阵地，都不乏有意识的争夺之心。
蔡元培的不“兼容”
桐城派于北大，其实已经援用了超思想超文学的力量，并未给林纾等以平等竞争的条件。
林纾在信中说蔡“凭位分势力而施趋怪走奇之教育”
，正是对此有感而发。
双方既存争夺之心，自信又都不十分足，真想借用外力或无意中流露出这样的念头，一旦出现而又特别关注，都是合乎逻辑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所关心的问题是，旧派的主流为什么要保持沉默？主张天演论的严复以为：“此事全属天演。
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执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也。
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
实际上，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观其在一年后所说：“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
[52]，就知这一基于天演的乐观，多少也有些“强不说愁”
的意味。
新派反传统而主尊西，是基于对“中国学问有何能救国于目前”
这一问题的负面回答。
[55]旧派实际上也提不出一个正面肯定的回答，其心中的想法与新派实相近而又说不出口；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丢弃传统，则人心更不可收拾。
于是除了沉默地坚持，没有别的办法。
正如胡适的好友许怡荪眼中高卧南阳的诸葛亮：“诚知爱莫能助，不如存养待时而动。”
[56]
清季以还不同时段的各种所谓旧派，其对问题的认知与各种新派实相近，而对新派的各种解决方法却又不能苟同。
梁启超后来说，他诊断中国之病与共产党人是“同一的‘脉论’”
，但又确信中国之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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