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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戴季陶的观察虽与后人研究所见相异，此后也还有人呼应。
甘蛰仙在1922年底就说，“四年以前中国思想界所评论的，多半是时事问题；近四年来的思想界所评论的，多半是学理问题”
。
尤其最近四年“我们青年所讨论的，大半都是趋向于学理方面了。
这种风气，《新青年》杂志实开其先”
。
[75]然而，1922年时《新青年》已“在上海自立门户”
，转而倾向于“谈政治”
了。
[76]稍后杨鸿烈还表示不满说，“自《新青年》改观之后”
，中国便不见“真正有普遍效力”
的文化运动。
因为像陈独秀这样“思想过于激进的人”
没有觉悟到“自己在思想界革命的事业的第一步还没有做完”
，而像傅斯年、罗家伦这样“真正了解文化运动真意义的人大多数出外留学”
，丢下了他们未竟的工作。
[77]
戴季陶、甘蛰仙、杨鸿烈三人的见解和立场不同，他们的观察或因此而有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意味。
更可能的是，他们实皆各有所见、各有所本，最能体现“五四”
前后中国社会、思想界的多歧特性。
若进而把甘蛰仙的认知与蔡元培、胡适等眼中青年学生不读书的现象对看，特别是那时不少青年“连一本好好的书都没有读，就飞叫乱跳地自以为做新文化运动”
，则甘氏所谓“我们青年”
所讨论的“学理”
，就很有些意味深长了。
而学生以自己的认同联合起来“做关系国家社会的事”
，也有些特别的影响。
前引朱希祖说学生上课“就是一种最大的运动”
，这一有意的表述无意中揭示出一个重要的史实：“五四”
的一项副产物，就是“运动”
本身成了正当的象征，不知不觉中已被视为学生的正业。
这虽仅是一个副产物，却是一个举足轻重、影响广泛的副产物。
当老师辈为增强其正当性和说服力而不得不把在学校上课说成是比真正的运动更“大”
的运动时，想必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吧。
这样看来，对不同的人来说，“五四”
的影响是颇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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