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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象征和“口头禅”
,在一定程度上反与具体学理上的科学研究疏离。
这样的异化现象,在最提倡科学的“五四”
时期已有明显的反映。
一般都认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是以“科学”
一方的胜利结束的,但科学的“成功”
或“胜利”
其实也多是象征性的。
“五四运动”
八十年后强调“科教兴国”
的今天,“尊重知识”
(这里知识与科学的关系不言自明)仍是个尚未达到却心向往之的努力目标,最足说明问题。
原刊《历史研究》1999年3期
[1]本文使用的一些资料承张淑雅小姐和汪朝光、汪晖、谢国兴先生提示,特此致谢!
[2]可以说,除“科学”
外的大部分“五四”
基本理念在后“五四”
时期似乎都有从量到质较大的转化甚至基本转到对立面,参见罗厚立:《历史记忆中抹去的“五四”
新文化研究》,载《读书》,1999年5期。
[3]较早的研究大约当属两位左派学者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和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人文书店,1936,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横排新版)两书中关于此次论战的专章;美国汉学著作中将此事列为专门章节讨论的有:ChowTse-tsung,TheMayFourthMovemeualMovementinModerna,HarvardUyPress,1960(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译本);D.W.Y.Kwok,Stismi1900-1950,YaleUyPress,196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出版中译本);CharlWen-g:Sda'sure,HarvardUyPress,1970(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译本)。
此外,林毓生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写有两篇专文《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涵义——对民国十二年“科学与玄学”
论争的省察》和《近代中西文化接触之史的涵义——以“科学与人生观”
论战为例》,均收入其《政治秩序与多元社会》,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近年较详细的研究包括汪晖:《从文化论战到科玄论战——科学谱系的现代分化与东西文化问题》、《科学世界观的分化与现代性的纲领——张君劢与“人生观之论战”
的再研究》,分别载《学人》第9、11辑;叶其忠:《从张君劢和丁文江两人和〈人生观〉一文看1923年“科玄论战”
的爆发与扩展》、《1923年“科玄论战”
:评价之评价》,分别载《“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26期。
[4]这些研究也包括陈端志的《“五四运动”
之史的评价》(生活书店,1936,有香港中文大学1973年影印本),该书有专章讨论德、赛二先生的发展和演化,不过其论证从材料到叙述基本都取自伍启元书。
[5]胡适致张君劢,见《孙行者与张君劢》;梁启超:《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
》,均收《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横排新版(用亚东图书馆本),125、122页。
[6]梁启超:《人生观与科学》,见《科学与人生观》,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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