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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只要有少数人从本原上着力研究，恒久地传布，无论是基督教吸收了儒教，或是儒教容纳了基督教，总可以说真道必要在中国结成善果，真宗教必要在中国大放光明，这是我所深信而抱乐观的。
[45]
以基督教完成儒教，是首先承认儒教统治中国这个基本前提，或者说将现代中国界定为一个儒教国家，并相信儒教对现代中国来说还存在着缺陷，需要基督教来补充、完善。
这种观点显然是接受了梁启超和梁漱溟等学者提倡儒学复兴论的影响，但是这种观点在当时科学化与民主化，甚至是西化大潮面前，并没有成为主流，而事实上，有些人在叫喊复兴儒学，这本身就表明儒学在中国正在衰落当中。
[46]因此，以基督教完成儒教的主张并不能拯救基督教的困境。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吴雷川提出以儒教发挥基督教的主张，即以儒教的思想或文字，来阐扬基督教的真理。
以这种形式宣扬基督教，对于当时广大的民族主义者来说，看到了大量而深厚的儒家思想内容与形式，而对于困境中的基督教来说，得以在儒家的形式下获得生存空间。
况且，进化了的耶稣人生哲学，正可以从儒家人文思想中找到不少的相似或相近之处。
当然，至于吴雷川的设想是否能够产生实际效果，或者说是否事与愿违，在后来他的基督教本色化探索中表现了出来。
其实，在19世纪20年代，强调和发挥耶稣人生哲学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远不止吴雷川一人，赵紫宸于1926年著有《耶稣的人生哲学》一书，曾得到当时著名的基督教知识分子文乃史、余日章的指点和赞同，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开始作此书时，发扬耶稣的人格主义，即有一函寄于余博士（余日章），愿将此书敬献于他，因为他的事业，他所提倡的‘人格救国’都是我所心服的。”
因此，他说他之所以服膺基督教的人生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我爱耶稣爱中国的心”
。
“我在耶稣足前学得的人生意义，自己觉得是真的，是宝贵的，愿意我的同胞也能经验到这个人生意义。
中国的思想到了最混沌的地步，中国的人格到了涣散放矢的地步。
这是最危险的。
但是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本性不比任何一种族的人为低劣；现在虽因贫困愚鲁，犯了许多罪恶；只要我们中间有虔诚良善的人，放胆信仰上帝，放胆说话，做同胞的向导，使人知道真理自在人心，我们终有一日可以破除现在使人犯罪的穷困与愚鲁。
我们要自存自进，必先要自信。
中国人需要的的确确地相信中国人。”
“我切实地相信中国人含蕴着伟大的创造力，要克绳祖武，在社会的组织，政治的结构，法律的规定，人生的意义上作一番自出心裁的创造。”
[47]余日章是1922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首任会长，可以说是当时应对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运动的中国基督教界领袖人物。
由他所大力倡导，得到吴雷川、赵紫宸和吴耀宗等当时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较为普遍认同的耶稣“人格救国”
论思潮，当时在广大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中有着很大的社会影响。
吴雷川后来回忆当时的基督教思潮时说道：
《独秀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本，420页）他并且又列举了许多条耶稣很好的教训。
这种以耶稣的人格与其教训为医治中国民族良药的论调，出于不信基督教的学者的手笔，这岂不是基督教——就是耶稣伟大的人格，已经在中国学者的识域中占了相当的地位？于此，我需要注意的是，在二百多年前，明末清初的时候，罗马教也曾得着一般士大夫的信从，但他们所借以结合的，多半是因为罗马教能接受中国人对于天或上帝的观念，以及祭祀祖先，崇拜孔子的礼俗，所以能够融洽，可说都是属于神的范围的事。
而现在有学者注意到耶稣的人格与其纯正的教义，则不是属神的事，而是属人的事，即此一点，既可证明人的观念是随着时代的需要而转变，也就可推测基督教在这转变中能很自然地得着潜进的机会。
[48]
吴雷川积极阐扬基督教的人生哲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在宗教进化论的指导下，吴雷川不仅指出读经（或释经）方式应当适应社会进化而发生改变，同时也指出了教会工作也应适时发生改进。
非基督教运动时期，正是中国本土化教会产生的初期，一方面，西方来华差会的影响还一时难以完全摆脱，另一方面，中国教会本身在接受教徒和组织管理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在社会中难免遭到种种指责和批评。
吴雷川认为，既然社会是进化的，教会就应当在指导社会方面随之进化，而不能为社会进化所淘汰。
他说：
论到我所不满意的感想。
第一，是现在一般号称基督徒的，他们信仰的起点，能不能说是正确呢?据我的意思，无论市井无赖，要借着教会做护符，和穷困无聊，想得教会的帮助，因而进教的，固然不能说是信仰。
就如在青年的时候，为求学的便利，因而进教的，似乎也与信仰无关。
更进一步说，就如承认自己有缺欠，或是怜悯社会的堕落，因而确实悔改，追求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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