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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整个的中山，尤须认识战场上的中山与研究室中的中山。
然而，须知道，他的生活是得力于耶稣处不少，这是谁人都不得抹杀的事实！
！
[13]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号召，许多爱国将领和军民在三民主义的爱国精神指引下投入抗战建国的事业之中。
著名基督教知识分子谢扶雅就说：
这一次抗战激发了中国人的宗教情绪，滋长了他们的神圣感和建立了带宗教性质的信心——他们都坚信着“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
尤其使人折服的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本来没有像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那样绝对性与统制性，但是现在也因了抗战建国底神圣而被拥护到神圣化的程度；不论那一党，那一派，不论士大夫或民众，不论男女老幼，都统一到三民主义的革命大纛之下。
三民主义不但成为新中国的政治基础，而且成为新中国的“国教”
。
[14]
但是，谢扶雅仍然不忘基督徒的使命，他认为三民主义之所以能够激励人们积极投入抗战建国行列，根本原因在于三民主义灌注了基督教的精神，而三民主义正是基督教与现代中国社会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体现。
他说：
战火烧红了一颗血淋淋的丹心，白热化了的全民众的神圣感，只待有象征的具体事物，便可充实一般的宗教需求，三民主义恰好做成这新宗教的圣经。
当然这决不是偶然的，三民主义之所以能够号召和统一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群众，适应他们抗战建国神圣使命底宗教要求，完全为了这“民”
字（People）配合着他们心灵的“Amen”
。
中国假如有民族的信仰，那与其是“天”
，毋宁是“民”
。
天无耳目而民有耳目，天无言辞而民有言辞，天无人格而民有公共的人格，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
中国人民几千年以前早已把“民”
看成上帝了。
况邻人现在既以“天道教”
来打我们，无形中反激我们用“民道教”
去抵抗它。
他们又以“帝国主义的宗教”
来打我们，也是逼成我们用“民族主义的宗教”
去抵抗它。
从前四万万五千万民众被视为阿斗，现在抗战底外力刺激，促阿斗急速长大成人，更促成他有斗志，促成他实践耶稣“死里求生”
的宝训，而为耶稣忠徒。
如果真的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是基督徒，那中国的新宗教不但是“民教”
，也简直是基督教了。
[15]
很显然，谢扶雅的上述观念，表明基督教与抗战建国之间不仅不存在任何冲突与矛盾，更是实际指导抗战的重要思想基础。
同时，谢扶雅也想以此来激发全体中国基督教徒响应国民党的号召，积极投身于抗战救国的行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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