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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其说是谢扶雅所代表的基督教知识分子刻意避开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混同，以免被国民党和其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社会党派及西方势力所攻击，不如说是他们要极力彰显基督教积极参与中国救亡图存使命的主体性，从而宣扬基督教对于中国救亡图存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现实意义。
几十年之后，谢扶雅在回顾自己一生思想变迁之时，特别提到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势阽危，整个中国社会所托命的农村全告破产，帝国主义从各方面横肆侵略，制（致）中国的死命。
我深觉得基督教这时应从社会革命方面对中国效其贡献，所以写《基督教对今日中国的使命》，提醒西国宣教师及中国教会人士，要积极发扬社会福音。
不用说，从正统基督教的立场，我是一个十足的异端了”
。
[54]这也就是说，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强调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观，并不是他不重视个人福音的传播，而是时势使然，作为一个中国人，在面临民族危机之时所不得不做的。
抗日战争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正逐渐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早已对蒋介石政权失望的吴耀宗，开始寻求如何使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实现调和与合作。
他认为：“上帝的信仰和唯物论没有冲突，因为同唯物论一样，它认为宇宙的万物是客观的存在着，是可知的，是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体验的。”
“因此，一个信仰上帝的人，同时也可以相信唯物论。”
[55]在吴耀宗看来，基督教的社会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完全一致的，并不矛盾：“基督教的目的是天国的降临；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自由平等合作的社会。
就上前的阶段而论，二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打破现状，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
[56]吴耀宗一改早期坚持的基督教“博爱”
主义的立场，从反对暴力革命，到赞同阶级斗争，甚至认为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都是强调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劳苦大众：“耶稣所提倡的是一种解放劳苦民众的社会福音……基督教和共产主义可以说都是主张阶级斗争的。”
[57]因此，“基督徒与共产主义运动“不必相毁，而可以相成。”
[58]这也就决定了为什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吴耀宗自觉地拥护共产党政权，并积极地探索基督教适应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途径。
1944年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前一年去世的吴雷川，没有能够像吴耀宗、赵紫宸等基督教知识分子那样幸运地亲眼看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失败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取得决定性胜利。
如果说吴耀宗是亲身感受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一步一步取得胜利而转向支持和适应马克思主义的话[59]，那么与共产党几乎没有任何关联的吴雷川，则完全是从基督教如何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过程中逐渐自觉地认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
吴雷川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逐渐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当时以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虽然还处于社会的非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也处于社会的低潮，但是，救亡图存意识极强的吴雷川，在探寻基督教的救世思想中逐渐接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他批评为教会所把持的一些传统的圣经诠释，积极阐发新的上帝观。
他认为：“慈爱固是上帝的本体，公义乃是上帝治世的大法。
而要彰显上帝的公义，就必要改造不合理的社会。”
[60]在他心中，“天国并不是在这世界之外另有一个世界，更不是教会所讲的死后升天堂，乃是将这世界上所有不仁爱和公义的事全都除去，叫这世界上充满上帝的仁爱和公义，这就是天国降临……就是改造旧社会，成为新社会。”
[61]他所追求的这个新社会，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
他说：“他（耶稣）一生的训言……大部分是属于社会的。
并且他自身所实行的，也处处足以表现社会主义。”
[62]这也就是说，吴雷川较吴耀宗更早也更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吴雷川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其1940年初次出版的《墨翟与耶稣》一书中得到最完整的展现。
带有强烈救国救民意识的吴雷川在比较墨翟与耶稣的时候，特别提到他们两位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思想。
至于吴雷川在这里所谈论的社会主义，他有比较明确的界定，即主张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实现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并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他的这一观念来源于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34年出版的由沈嗣庄撰写的《社会主义新史》一书的介绍。
该书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派别虽多，但他们都有几个共同之处，即第一，主张私产制度废止以及生产工具的社会化；第二，主张革命。
该书认为，总的说来，凡以私产制度的废止和生产工具的社会化为目的，而以革命为手段的，方得谓之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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