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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运动前后，“知道国内有基督教的人很多，而了解基督教的人却很少。
人们都把基督教当成西方侵略政策的工具，误解者多，而赞成者少”
，“而且当时基督教受和约（即不平等条约）的保护，颇涉政治嫌疑，特别是1900年天主教神甫借和约（同上）过多地攫取特别利益与赔款，就更难免遭人猜忌了。
总之，1900年前后，官府的猜忌与群众的误解，是当时对基督教态度的最明显的特征。”
[7]但是，在东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大武力威逼和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之下，岌岌可危的清政府已经无力对抗东西方列强，基督宗教也因此获得了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
“1907年以后，传教士团体由3445个增加到6250个，受餐信徒人数由18万人增加到366000人，传教士约增长103%，受餐信徒约增长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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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890年曾经指出，他们并不期待中国官绅和士大夫们很快接纳基督教，而是期待中国官府与缙绅等对于基督教不持反对的态度。
他的这一期待，从1907年开始逐渐得到实现。
从1907年到民国初期，对于基督宗教在中国的处境来说，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非信徒群众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改变了，同时，越来越多的基督教徒在中国政界担任职务。
正如当时的基督教会中人所说：“基督教环境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基督教社会地位的改变。
1908年明恩溥博士（Dr.AH.Smith）曾经指出：‘基督教要想在中国取得立足之地，必先得到人民的承认、景仰、赞成与接受。
’”
明恩溥的这一愿望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后逐渐得到落实。
1917年中华续行委办会从各地得到的报告中发现，如果是在1895年，四川的外国人和传教士会逃到中国人家里去避难，而到了1916年，中国人有急难，却要逃到外国人和传教士的家里去寻求躲避。
这是一个颇具意味的重要变化，当然不限于四川一地，而是在全国许多地区都有同样的情形发生。
因此，民国初期的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欣喜地指出：“基督教运动现在已被公认为宗教运动，不具有政治色彩。
青年会在各大城市中举办的饶伯森教授（ProfessorRobertson）的科学演讲和穆德（Mitt）、艾迪（Eddy）二博士的游行演讲，都有效地促进了这种变化。
同时，某些基督教领袖出任政界担当国事，更加使人了解基督教是中国人普通生活中的事情，而不是西方对中国的侵略。
据说，1907年‘各地高级官员多半没有接受或不受基督教的影响’，虽然当时有些教会学校的毕业生已受聘到国立学校去任教。
但自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基督教徒在政界中渐露头角，如广州的政界领袖信奉基督教的就很多。”
“总之，中国各界对基督教的态度逐渐好转，到1911年以后则大有改进，1912年广东省官员中基督教徒竟占65%，使基督教影响大为增加。”
但是，他们也预感到，中国人入教的人数大量增加固然是大好事，更是近百年欧美基督教传教士来华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然而，基督教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因为它的组织工作及领导权都属于外国人，带有浓厚的西方色彩，没有中国化。
但是无论如何，基督教对于中国人民生活的价值已经被人们承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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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基督教的中国化？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要想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从而变成一种中国的宗教，就必须与佛教一样，至少需要在三个层面上逐渐中国化：一是信徒的中国化，即必须有大量的中国人受洗成为基督教信徒；二是教会的中国化，即必须是中国人自办的教会组织，也就是所谓自养、自治和自传的“三自”
教会；三是宗教理论的中国化，即基督教神学的中国化，犹如佛教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冲突、对话与融合，发展到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各个佛教宗派理论及其实践形式。
对于近代基督教入华传教来说，梁发等早期中国信徒的出现，就已经开始实现了教徒的中国化，而基督教神学的中国化不是短时期之内可以实现的，而是要有一个较长时期的不断深入和探索。
当然，对于民国初期的中国社会现实来说，最为迫切的是教会的中国化，即基督教的传播如何适应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现实需要而建立起中国人自养、自治和自传的教会。
事实上，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近代基督教来华传教，是整个西方近代基督教世界传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这场近代西方基督教的传教运动，向欧美以外的亚洲和非洲等地区传教，随着传教规模的不断扩大，都面临一个日益突出的经济上的压力的问题。
这就必然导致传教士们提出如何在当地实现教会自养的问题。
较早提出本地教会应当自养、自治和自传的，可能是英国圣公会在非洲的传教士亨利·韦恩（HenryVenn）。
1841年，鉴于差会遭遇到较大的经济困境，韦恩就提出教会在当地实现“自养”
的问题。
后来，他在此基础上，逐渐完善这一主张，提出教会发展的三自原则，即自养、自治和自传。
1860年，他在英国利物浦召开的传教大会上首次系统地提出了这一主张，得到了大家的广泛认同。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公理会传教会机构美部会负责人拉福士·安德森（RufusAnderson）也提出类似的观点，并在1841年的美部会年度报告中作了阐述。
“由亨利·韦恩和拉福士·安德森等人倡导并发起的‘三自’理论，在19世纪后期不仅在新教传教运动中成为渐占主流的传教思想，而且陆续在世界各地得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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