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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在纽约举行的普世传教大会上，本土教会自身的发展问题得到关注。”
[10]此后，“三自”
问题很快成为基督教世界传教运动普遍寻求的一种方式。
因此，以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为主体的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的上述忧虑是切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的。
而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很早就开始了探寻基督教在华本土化（“三自”
）的问题。
据学者的研究，1847年，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维廉（Burns，WilliamChalmers）来华后不久，就在厦门、汕头等地提倡中国教会的自立自养。
1856年，他在厦门的新街、竹树两堂就选立华人长老执事，探索建立本地教会。
在此基础上，他的后继者于1862年组成了由华人职员和英美传教士共同参加的厦门长老区会，并规定必须有堂会的经济支持，华人才能按立为牧师，而凡是建立新堂，必须聘请牧师不可，从而带有强制性地推动自治与自养合一并进。
到了1870年代以后，山东、广东、福建等地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和华人教徒也都在探索基督教在中国的教会自立问题，并开办了一些自立性的教会堂所。
1876年，在全国的312个教会中，完全实现自养的有18个，部分实现自养的有243个。
到1889年，全国共有教会522个，完全实现自养的达94个，一半能够实现自养的22个，四分之一实现自养的27个。
“1907年第三次传教士大会中没有自养情况的记载，但1889年到1905年，中国教会的捐款增加了八至九倍。”
[11]
从1900年至1922年，随着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教迎来良好的发展期，以中国信徒的自治和自养为主的基督教自立教会，除了在上述提到的山东、广东和福建等地继续发展之外，江苏、浙江、天津、上海等地也相继发展开来。
1900年，宋耀如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基督教青年会。
1901年，广东冯活泉、罗香伦等人购买广州的双门底长老会福音堂成立自立教会。
1902年，湖南辰州（今沅陵）发生了反对天主教的教案，清政府不得不再次赔地偿银并勒石道歉。
此消息传出后，上海的基督徒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行径非常痛恨，高凤池、夏瑞芳、龚伯瑛、谢洪赉等一些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在青年会聚会，商讨组织自立传教机构，实现中国人自己的宣教权。
后来，宋耀如、李恒春等人相继加入，于是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基督徒会，高凤池、宋耀如分别当选为正、副会长，并编辑出版《中国基督徒会报》，向全国十多个省份及海外发行。
该会明确主张，联合全国的基督教信徒，积极推动“自养、自传、自治”
的教会自立运动，很快就在全国和海外华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各地纷纷成立中国基督徒会，连在伦敦的中国留学生也积极响应成立了伦敦中国基督徒会。
他们还积极支持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号召基督徒输财军饷以效力战场，并组织布道团等组织，随同红十字会“出征金陵”
。
[12]可以说，这是中国近代基督教知识分子第一次以群体的力量站上了历史的舞台，将基督教的命运与中国救亡图存的民族命运结合在一起，试图以基督教中国化运动来促进中华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接着，1903年，冯活泉等在创办于1873年的宣道堂华人教会的基础上拓展建立兴华自立会，并发行刊物《缘起》。
1905年他们又在广州购买土地，建立兴华自立会会所，成为“中国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个国人自立的教会”
。
[13]
值得注意的是，1906年，中国基督徒会重要成员之一俞国桢感到中国人的自立教会必须尽快突破自养而进入完全的自立，于是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耶稣教自立会。
该会志在挽回教权，积极提倡“具有爱国爱教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
，“凡是不假外人之力，以期教案消弭，教义普传，及调和民教，维持公益，开通民智，保全教会名誉，顾全国家体面为目的”
。
这一主张虽然遭到外国传教士和清政府的反对，但是获得了教内外舆论界的普遍支持，各华人教会纷纷成立自立分会，到1924年，江苏、浙江、安徽、陕西、河南、河北、东北和东南亚华人地区，中国耶稣教自立分会多达330余处。
“自立会十分注意争取中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
1906年、1908年分别得苏松太兵备道、浙江巡抚批准立案并咨准外部；1913年、1929年、1934年，自立会分别得到内务部、广东护法军政府、上海社会局核准立案；自立会又十分注意与一些政界要人和地方绅士保持良好关系。”
[14]可以说，中国耶稣教自立会在中国基督徒会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推展了基督教中国化与中国救亡图存民族使命之间的密切关系，第一次将“爱国爱教”
和“自立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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