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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把中国作为最重要的宣教对象。
“从1886至1919年，共有8140名学生志愿者被派往海外传教，其中2524人前往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学生海外传教运动的领导者和推动者，主要是大学生而非旧有的保守的上层宗教人士。
他们既有年轻人的热情，又有独立思考和探索精神，不满足于老一代传教士的传教方法，强调关注社会问题，参与社会改革。
他们不急于拯救个人灵魂，而企图用西方文化改造中国文化。”
[5]这些从美国大学毕业来华的青年传教士很快就成为在华传教的主力军，并将文化教育事业作为传教的重要工作，对中国清末以及民国初期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1890年的来华基督新教传教士大会上，美国传教士谢卫楼提出“新传入的教育需要基督教来帮助中国抵御西方文明的罪恶”
。
他希望能够更积极地推动基督教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使中国人在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也接受基督教的影响，使基督教文化填补不能适应新时代需要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留下的空白。
他深切地感受到鸦片还充斥着中国的大地，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这种不幸是基督教国家的人造成的”
，而这些造成罪恶的人并没有从罪恶的深渊中自拔，而是不断追求“他们自私和肮脏的利益。
和西方文化的接触，大大加剧了无节制的罪恶，社会上不道德行为更加普遍和无耻。
西方文化繁衍奢侈，它又刺激和培植一种堂而皇之的自私，给追逐财富、享乐以及满足私欲的一切事物以更大的机会”
。
他认为，西方文化之所以如此给中国和东方世界带来罪恶，根本原因就在于脱离了基督教的指导。
他强调指出：“基督教宣告与各种形式的罪恶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人人有必须被尊重的权利，也有应尽的义务。
基督教不是作为西方文化中的偶发事物传入中国，而是西方文化的精髓。
它是圣灵给世界注入的新生命，唯有它能够开创新中国的纪元。
唯有它才能提供道德动力，增强人们抵制鸦片、酒、社会不道德行为、贪财、享乐、权势等罪恶的决心，并给人以纯正的品格。”
当然，他这样说的前提是，“基督教告诉人们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使人们的心灵完美”
，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追求的是做人上人，而不是培养人的优良德行如慈善精神。
“儒家文化本身没有强大的推动力足以克服自私，反而使人变得冷酷和自私。
基督教在所有的生活关系中树立了一个新的道德责任标准。
它已重新加强了责任感，纯洁人的思想，提高人的抱负。
它使道德责任神圣化，这是异端文明从来未有过的。”
儒家学说虽然有“四海之内皆兄弟”
之表述，但是“它没有教导人们要彼此相爱，要兄弟般相处。
基督教不仅教导人要兄弟般相处，还依据天父上帝的更深的真理使这种教导具有生命力”
。
只有基督教通过西学引进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和基督教的爱的真理，才能够克服西方文化带来的罪恶，同时也能够克服儒家文化的冷酷和自私。
[6]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以后，各种各级新式教育机关普遍建立，以传播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教育逐渐在中国成为主流。
义和团运动之后基督宗教的快速增长，也促进了基督宗教在中国的教育事业越来越广泛地开展起来。
“1907年，传教士的注意力已向培训中国教会领袖方面转移，双方都承认外国传教士们的主要工作应是培养与引导中国教会领袖。
这种主张已得到广泛的推行。
1907年以前，基督教文字事业大部分是为非基督徒而设立的，以后，培养信徒的文字事业（最有效的培训方法）将占有突出的地位。
这一切实际情况都表明教会对争取青年、培养青年极为重视。”
[7]特别是一些原本带有书院特色的大学预科学校通过联合，发展出具有真正现代高等教育意义上的教会大学，如济南的山东基督教共和大学（齐鲁大学前身）、南京的金陵大学、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大学和武汉的华中大学等。
[8]这些教会大学的成立，开创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也推动着中国学术文化和教育方式实现巨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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