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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回教育权运动中知识界的反帝救国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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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教育权运动是1923年秋至1924年春间逐渐兴起的一场反帝爱国救亡图存运动，是1922年发生的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运动在停歇了一年之后得以继续并走向一个更高阶段的标志。
有论者说：
从1922年7月到1924年3月，基督教在中国度过了一段相对宁静的时光。
但好景不长，1924年4月，基督教又一次面临非基督教运动的猛烈冲击。
在这场新的反教运动中，曾经鼓动并表现了1922年运动中反教人士思想主张的大量文献被重新印发，曾经联络并将广大反教人士结集在一起从事共同事业的非基督教组织亦伴随着各色各样组织的成立而重新出现。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1924年兴起的运动不过是中断了一年之久的第一阶段非基督教运动的继续。
所不同的是，这次运动的参与者在抨击基督教时，纷纷集矢于教会学校，明确提出了“收回教育权”
的主张。
此外，由于国共合作等因素刺激了各阶层人士的政治热情以及新形势下民族主义的日趋高涨，1924年的反教运动带上了更加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
侵略的政治色彩。
[1]
本人基本同意以上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描述，但是，这场运动是否兴起于1924年，就颇值得商榷。
因为，发起这场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第一主将余家菊，于1923年9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第4卷第7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教会教育问题》一文，实际上已经就吹响了这场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号角。
随后，这场运动的另一位主将恽代英，也于同年12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一文，公开响应和极力宣扬“我的朋友余家菊做的一篇《教会教育问题》”
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即反对“侵略的”
“制造宗教阶级”
和“妨害中国教育的统一”
的教会教育，收回教育权。
[2]此后，收回教育权运动很快就在中国的知识界、教育界和基督教界铺展开来，并发展成为在当时社会受到普遍关注的一场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
著名基督教界学者谢扶雅在当时也撰文指出：“自一九二三年以后，非宗教之风虽止，然其根株不灭，乘机复发。
这次比上回的泛对一切宗教，乃是专对基督教加以攻击，有主义，有组织，有宣传，声势颇大。
迹其来源，可以分为三类：（一）从国家主义的教育眼光，反对基督教教育；（二）从反帝国资本主义的眼光，反对基督教；（三）从佛教儒道的眼光不满意于现行的基督教。”
因此，谢扶雅将1923年以后的反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统称为“由泛非宗教而至专非基督教的进行时期”
。
[3]
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开办基督教教育事业，最早可追溯到在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的支持下由同是来自于英国的传教士米怜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办的英华书院。
[4]据不完全统计，到1905年，基督教新教各差会来华所创办的各式学校，包括大书院、书院、天道院、高中等学堂、工艺学堂、医学院及服事病人院、小孩察物学堂（幼稚园）等在内，共287所。
其中著名的有1887年成立的香港华人医学院，孙中山正是该院的首届学生；还有马礼逊学校、宁波女塾、福州的格致中学、毓英女校，上海的清心书院、中西书院、中西女塾、圣玛利亚女书院、圣约翰大学、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等等。
事实上，1877年来华的各新教传教组织在上海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就根据几十年来基督教教育的迅猛发展而成立了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以联络和统一指导全国各新教教育事业。
到1890年，第二次来华新教组织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时，进一步成立了中华教育会，又称中华基督教教育会。
会长是神学博士和法学博士的C.W.狄考文，副会长是神学博士的E.花之安，执行委员会主席是法学博士J.傅兰雅和法学学士F.L.H.卜舫济。
这里显示出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在清末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1888年7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生罗伯特·怀尔德等人的倡导下，美国基督教男女青年会成立了由当时宗教复兴运动著名领导人穆德和怀尔德领导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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