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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基督教界的民族主义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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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参与创办燕京大学并担任燕京大学首任校长的司徒雷登回忆起1919年他来到北京的情形和感受时说道：
1919年春，我们访问了北京。
那时，民情沸腾，学生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意识……风雨飘摇的政府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悲境地。
如果政府将参加这场真正的爱国运动的学生当罪犯处治，那么，它实际上就宽恕了亲日的卖国贼，那将是舆论所不允许的。
另一方面，如果政府确认学生的爱国行动，那么它就否认了自己官吏的忠诚，同时日本人也可能施展其可怕的力量进行报复。
于是那位年迈而又诡计多端的总统遂命令将学生释放，可是学生们却像腓利比的保罗一样，声称如果不正式释放，并撤销对他们的指控，他们就拒绝出狱。
而那样一来，政府势必丢面子……我本来要去给毕业生讲道，可是在寥寥无几的学生集会上讲道。
这是我首次与我未来的学生打交道，第二天早上，当我真个与他们相见时，我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明确地表示了我由衷的同情。
其后，在所有动**不安的岁月里，每当学生们要求参加类似的示威活动时，他们是知道我的态度的。
在中国历史上剧烈动**的那个时期，我与学生在思想上有了共鸣，这对燕京大学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
[1]
出生于中国杭州的美国来华传教士司徒雷登，于1905年开始在中国传教，在南京的金陵神学院工作多年，并于1919年受派来到北京，代表美国差会创办燕京大学并担任校长，这是他的最初经历和感受。
他开始在中国传教时，赶上了庚子事变之后基督教在华发展的“黄金时代”
，但他也赶上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快速成长和民族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时期。
当时，他可能还没有那么迅速地预感到这场新兴的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文化运动将可能给基督教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他毕竟是一位外国人，在燕京大学又受到极高的尊敬。
但是，由于出生于中国所拥有的本地化情结，更由于他与中国同事和学生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更容易理解这些中国师生的本土情怀[2]，司徒雷登还是比较早地意识到应当使燕京大学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使之成为一所符合于中国需要的现代大学。
正如与他共事多年，也是当时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著名基督徒刘廷芳回忆时所说：
一般宣教师们，虽然到了民国十年左右还只想到基督教教育事业，在中国须造成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系统，要向政府求立案是未曾想到的。
司徒先生在一九二一年便商请某中国同事，接洽教育当局，开始作未正式的，初步的讨论立案问题。
教会中人办教育之人士，若都能先看到这一点，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中，所谓反基督教教育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等等，可以无须有；教育界中，也可以免了若干无谓之争论，有损无益之误会，与耗费精力和时间之纠纷了。
后来燕京排除一切困难，为教会学校中首先立案之大学，不能不归功于司徒先生当时看见时代前程之目力。
立案部章未颁布以前，燕京便毅然自动的废除强迫礼拜及宗教必修课。
这是一件极大革命式的作为。
燕京所以与其他教会大学不同之处，就是这十余年中，差不多每种重要行政方针，都是先人一步。
[3]
1922年开始而相继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当然不会像刘廷芳所说的那样，如果传教士和基督教会都像司徒雷登那样积极地尽早地向中国政府立案，就可以避免发生的。
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的发生，主要不是因为教会学校立不立案的问题，而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高涨，促使正在成长起来的中国新文化知识分子在高扬科学和理性主义时，遇到了基督教这个传统的疑似敌人。
基督教在劫难逃，自然受到批判。
而收回教育权运动，与其说是批判基督教和传教士，不如说是批判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其中的关键是当时尚未被废除的各国不平等条约。
当然，寻求教育与宗教分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它仍然不能替代不平等条约所占据的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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