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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按照刘廷芳先生的说法，司徒雷登在执掌燕京大学期间确实是不把传教放在中心的位置，他更注重在教书育人中体现基督的精神，而不是直接引导青年学生皈依基督教，或是强迫他们参加宗教课程和宗教活动，更不会用物质条件来引诱青年学生信奉基督教。
他回忆说：
基督教办学校，根本是要宣传基督教的主义。
数千百万信徒，省衣节食，捐款创办、维持、发展教育事业，说没有要宣传基督教救世爱人之主义，说不希望受教育者得机会可以认识基督，由认识而皈依他，这是愚话，这是假话……司徒先生不仅是一个基督信徒，他是长老宗受封的牧师……他来办燕京，是本着这服务基督的精神来的。
然而，他与其他办教育的宣教师，却有一点极不相同。
他未曾让他宣教的热忱，去利用教育机会，勉强任何青年信教。
在教会学校中，以往常有用奖学金助佳子弟，同时表示对他们有信教的希望；这是许多善男信女，对于需要帮助的青年的一种极大的试诱。
我和司徒先生共事十七年，知道他济助学生不少，然而未曾看见他有一次受这种试诱！
这是因为他信青年，也信基督教教义本身真正的价值……用不着利用其他物质的附品去引人。
[4]
在20世纪20年代初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发生之前，中国的基督教知识界就已经意识到教会学校与当前急迫的民族救亡图存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
徐宝谦在谈到五四运动与当时的新思潮时，深切地感受到中国的基督徒在这场国民爱国运动中不仅不能缺位，更要做出积极的贡献。
他说：
从去年五四以来，在中国的人都看见两种大运动，就是爱国运动与新思潮运动。
爱国运动起首的时候，有人疑惑以为这种运动无非受政党的煽惑，但是，现在已知这种疑惑是无根据的。
这种爱国运动的发生有二种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因为受世界潮流的激动，第二个理由不能不归功于三年以来新思潮的运动……这两种群众运动在这最短的期间所成就的甚多甚大，因而就引起了国民爱国的思想，许多的青年立志为爱国为他们的主义奋斗到底。
这种伟大的成就当然使中国基督徒发生一种反躬自问的感想。
这种感想就是叫我们要问我们所认为有充分真理及能力的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一百多年，并且有四十万的信徒，为什么不能够成就群众运动所成就的事呢？这种缺欠在甚么地方呢？是基督吗？不能。
是基督徒吗？基督徒不是不爱国的，而且，我们基督徒觉得在爱国问题上能有一种很好的贡献，这样说来，缺欠在哪里呢？
他认为，基督徒之所以在这场国民爱国运动中尚未有突出的表现，就在于基督教会太过分散，没有团结和带领广大基督徒积极投身这场国民爱国运动。
因此，他觉得，基督教会必须酝酿一场新思想运动，使教会在观念、信条、礼节、宗派、管理权和教会教育六个方面要有明显的改进。
在谈到教会教育问题时，徐宝谦提到三月间在卧佛寺开会的时候，他遇上蒋梦麟先生，蒋对他说：“我未曾听说有一个教会学校学生能为国家牺牲。
教会学校的学生只能做写字的事情。”
他当时感觉到蒋氏的这种批评是不公正的。
“因为教会学校是我们中国新教育的开端。
从教会学校出来的人，在社会里有占重要的地位的。”
不过，他并不责怪蒋梦麟的批评，因为教会教育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
蒋所讲的确实“可以代表教外一般人的心理。
他们以为教育中国的青年是中国自己的责任，教会学校的诚意虽然可取，但是总不能胜任。
教外既然有这种心理，同时教会学校又没有在政府立案，所以教会学校前途很有重大的困难。
因此，教会学校更应当产出十分可取的人才去胜过种种困难。
可惜大半的教会学校并不如此。
凡教会学校的校长总是一个西国传教士。
如果他是教育家，并且有一个很好的中国助手，结果还能满意，然而在事实上这样的很少。
……在学生爱国举动发生的时候，教会学校的校长大半不知道怎样去应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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