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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教会学校，宗教当列为必修科；缘宗教教育，为圣教会独有之名分，国家更无干涉权。”
[11]
当时收回教育权运动所要求的收回教育权，并不是没收教会学校，由国家来承办学校的一切，而只是收回作为主权独立国家所拥有的教育主权，使原来完全依附和听命于西方差会或罗马教会的基督宗教学校，以私立学校的形式，回归到在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和接受监督、遵守国家法律的轨道上来。
这其中，当然要顺应近代世俗化和科学化潮流，实行教育与宗教的分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信徒也不可以接受必要的宗教教育，只是不可以在学校强迫尚未信教和不信教的学生接受宗教教育和宗教仪式。
因此，1925年11月16日中国政府教育部发布告示，要求所有私立学校都必须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学校法令规程办理，校长须为中国人，如果校长为外人，担任法人代表的副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学校董事会中国人必须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课。
[12]1926年10月大学院公布《私立学校规程》，重申私立学校须接受教育行政机关之监督及指导，不得以外人为校长，不得以宗教科为必修课，不得在课内作宗教宣传，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
[13]1928年2月国民政府大学院公布《私立学校条例》，完全重申了以上规定。
[14]
这也就是说，收回教育权不是天主教界和基督教界的教会或各种机构、人士愿不愿意接受的问题，而是由于教育权作为国家主权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合法的形式坚决收回。
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和社会各界对于收回教育权运动，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标志，都有比较一致的态度，只是由于各自的意识形态之差别，而在提法上、认识上和方式上表现出若干的不同。
中国基督教思想界对此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社会各界的思想主张和中国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法令，而是积极地回应这些思想主张，并努力寻求基督宗教自身如何适应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以推动基督宗教实现中国化的目标。
1923年的春夏季是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运动的停歇期，吴雷川有鉴于此前轰轰烈烈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其中还没有引起非基督教和非宗教人士足够关注的教会教育问题进行了思考。
他曾经在一个教会中学里担任过多年的教师，后来又到燕京大学兼职教书，对教会学校的情况非常了解，在他看来，“基督教在中国所设施的事业，以教育为重要部分”
，因此，在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运动的刺激下，他意识到中国的教会教育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吴雷川对教会教育的思考，立足于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基督教会应当负有引导社会的责任；二是“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就是爱”
。
他认为，只有从这两个原则出发，才能真正了解基督教一切事业的本质，当了解了教会教育事业，也才能真正改进教会教育，使之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中国现实需要。
他首先充分肯定教会教育从晚清的变法维新时起就对中国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尤以废科举改学校一事，最为显著。
在百十年前，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家塾、书院和科举考试。
若不是基督教会来华，在内地倡立学校，输入科学的知识，说不定中国改革学制的动机，还要迟到数十年以后。
所以教会在创设学校的事业上，总算曾经尽过引导社会的责任，在教会虽未尝以此自夸，而中国社会，实已隐受其赐了”
。
但同时他也认识到，由于教会的保守性太重，自从国家遍设学校之后，教会学校的进步，反而迟滞。
就拿教会中学教育来说，虽然有一部分教会中学尚能应付社会的需求，但“大部分实不胜引导之任，以致从前是嘉惠于社会的，现在反要受社会的攻击”
。
他为此深感惋惜。
他批评“一般非难基督教的人，以为基督教不应当将传道事业与教育事业，并为一谈，更不应当以学校为传道的机关。
这在纠正教会谬误的一方面，是很有理由的。
但须知又一方面，学校教育不只是予人以知识和技能，更是要培养青年的道德，养成他健全的人格。
所以教会办学的人，如果能用诚实忍耐的爱心，感化学生使他们的人格中心，受了很深的印象，纵然在教科设备上，有些缺欠，终究足以表现教会的特色。
反而言之，倘使教会学校，也只知注重规制和组织，所有的教职员，都板起面孔，做出尊严的态度，而不用爱心对待学生，是在学校本身已经违反基督教义，却还要说因传道而办学，又何怪人的批评呢?”
因此，吴雷川认为，根据基督教的爱的原则，“教会办学，既不是随从社会，也不是应付社会，乃是要引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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