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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1922年的非基督教和非宗教运动当中，学生们虽然已经提到教会学校作为基督教的传教机关而受到指责和批判，但那时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的重心仍然放在基督教作为宗教而与新文化运动所标榜的科学相冲突的方面。
但是，到了收回教育权运动之后，教会学校很快就成为中国知识界、教育界和青年学生们批判的中心。
这个时候的教会学校不仅仅是作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机关，更重要的是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
因此，收回教育权运动较之此前的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有着更加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民族救亡图存的自觉意识。
正如著名中国近代基督教史学者林荣洪先生所说：
二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前设，是反帝的民族主义。
这民族意识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
中国基督教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舶来货，而西方国家是帝国主义的代表。
中国民族主义要反帝，反帝就是反西方，而反西方就要反基督教。
许多民族主义者都接受了这种逻辑。
于是有人本着五四的科学民主批评基督教落后专横，妨碍国家现代化；有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指摘基督教为文化侵略者、经济侵略者；也有人以国家主义的观念攻击基督教教育为洋化奴化教育，其独立自主的存在侵犯了中国的主权。
整体而言，基督教的外来性及排他性，危害国家的统一大业，在民族主义盛行之际，基督教在中国好像再无容身之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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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在这里所说的基督教，实际上主要是指收回教育权运动时期所批判的基督教会。
其实，对于这场收回教育权运动，在中国的天主教界和基督教界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更可以说是给中国的基督宗教教会带来了重大危机和挑战。
整体来看，绝大多数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人士对于收回教育权是非常支持，没有疑义的。
如《真光》杂志负责人张亦镜说：“收回教育权一事，吾人对外人所办之学校，宜有此言。”
[7]中华基督教教育界发表联合宣言也承认：“中国私立学校应在国家教育统治权之下并为国家教育计划之一部，实为理之当然。
但欲这种关系成立，私立学校应向官厅注册，遵守规定的学校法令，成绩标准，并受官厅之监察。”
[8]基督教协进会也在致基督教教育界的公开书里指出：“中国今日实有需乎各种教育，若基督教教育能成为中国国家教育系统中的一部分，我们深信中国政府必要承认他的价值，欢迎他的工作，维护他的存在……我们深信基督教教育的方针与中国国家的教育政策，实属一致。
为此，基督教学校应即毅然证明其谋求国家利益的诚意，请政府准许立案，为中国的私立学校，成为中国国家教育系统的一部分。”
[9]应该说，基督教界比较一致地同意和支持让教会学校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接受中国政府和教育部门的监督。
与基督教有所不同，天主教界则出现两种态度的分歧。
有一部分天主教会人士是赞同收回教育权的，承认教会学校应该是国家教育系统的一部分，需要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和接受监督；但也有一部分天主教人士坚决反对将教育权交给中国政府。
如徐若瑟就认为：“国家侵夺圣教会之教育权，圣教会未尝因此而怯退也。
且愈炼愈明，更增圣教会坚忍果敢之心，而尽其教育之责。
盖各国政府专权设学，筹取教育经费，无论何种宗教，皆当出费。
然吾天主教人，一面服从国家命令，出公家之教育费；一面又筹办经费，私自办学为儿童谋一圣教完备之教育……综历史观之，圣教会创立迄今，常设学教授，有其教育之权。
诚以圣教会——如任何独立之国家——乃一完备之社会，自有其名分，以训诲教中之子弟。
此司酬之权，固授自耶稣基利斯督也。”
[10]上海的著名天主教人士徐宗泽则更强调天主教会对于它所创办的学校有不可争辩的权力，他说：“教育子女，是父母之性生权，教友之女圣教会亦有权；国家不过有其间接权，其权在鼓励，在保护，在监视……除此外，凡不妨害公益，在私人权利范围内者，国家无干涉权，无牵制权，盖皆轶出国家名分，侵犯私人权利，不可不知也。
又宗教不能摈诸教育门外；盖完全之教育，当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兼全，宗教者德育之根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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