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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赞美诗中“前往基督雄师，打个美好的仗”
等诗歌，在眼光不同的中国人唱起来，也不觉得有什么特殊的刺激性，所以也必须根本地改革。
这也就是说，要消除帝国主义对中国基督教带来的消极影响，就必须根据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而对基督教和基督教会做出积极的改革，而不能固守陈规旧习，或是一味地迎合传教士和西方人的要求和需要。
诚静怡认为，我们当然应当认识到基督教来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少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完全听从传教士和西方差会，而是要与他们建立一种平等的、友谊的关系。
他说：
基督教又把多种物质上的设备输入到中国来。
当中国人需要教育时，基督教会便为他们设立小学和大学。
当中国人需要疗治时，基督教会又为他们设立医院和药房。
当中国人需要宗教教育时，基督教会又为他们设立大小各等教堂。
当中国人需要指导和帮助时，基督教会便遣派西教士来帮助他们……基督教之传入中国，是要把基督教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中国人的，并要把光明照在黑暗里，把生命赐给那无生气的，把饮食赐给一般饥饿的人，把救法授与一般流离失所的。
有许多西教士，为怜爱心所激动，愿意牺牲自身的利益，拯救中国人的灵魂。
所以基督教初传的时候，西教士的态度完全是施予者的态度，不是接受者的态度……他们是施恩的人，不是友人；他们是赋予的人，不是共享的人；他们是代办的人，不是共同工作的人；西教士这样的态度，在当时也许是自然的适当的，但是到了现在，就觉得不合时宜，而应该逐渐代以联络的和友爱的精神，而且觉得上帝对于中国“多次多方晓谕列祖”
这种合作的精神，共同谋人类幸福的精神，寻求高深真理的精神，以及热心学习和教授的精神，已逐渐把基督教运动的注意点，从“基督教西教会”
的观念，转移到“基督徒的联谊”
方面了；从此大家携手共进，身心相应，铲除各种罪恶，而建立一种中西兼蓄的“基督徒的友谊精神”
。
诚静怡指出，对于当前所面临的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国基督教徒应当勇敢和积极地面对，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无法回避它给基督教所带来的严峻考验。
他说：“在此教会受试炼的时期，基督徒应从上面得到教训，使我们知道怎样做才行。”
“对于无理由的，有成见的攻击，往往取一种静默而忍耐的态度；对于一般因误会而攻击教会的，就对他们解释自己的地位，以便消除误会；凡有根据有理由的攻击，教会也乐意承受，设法改进自身的组织。
因此，教会对于非基督教运动，便视为一种从上帝那里来的良药了；同时也把非基督教运动的领袖，当作友人那样看待了。”
诚静怡坚信，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运动当中，“基督需要中国，而中国亦需要基督”
。
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基督，是一个“简单而自然的基督”
，一个“本色的而没有洋气的基督”
，一个“整个而不是分裂的基督”
，一个“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基督”
，一个“能救人而富于热情的基督”
。
而只有“这样的基督，从前既未见弃，将来亦必受人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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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无论是吴雷川、刘维汉，还是诚静怡等基督教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对于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给基督教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并没有退缩和消沉，因为他们坚信能够拯救世界一切苦难的基督，也一定能够拯救中国和中国人，基督教能够适应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需要。
但是，他们认为不能任凭不同观点的反对和攻击，而应当自觉地分析基督教所面对的种种问题，积极地做出适应时代和中国需要的改革，尽快摆脱帝国主义的干扰和影响，建设中国人自己的本色化教会。
在非基督教和收回教育运动中，武汉的基督教文华大学教授韦卓民也在积极地思考着基督教如何在中国适应中国的国情民情而像佛教那样变成中国的宗教文化。
他说：“每一个国家民族有它的个性，所以有它生命的特殊职责和表现，假若我们一定要试图限制这种表现的差异性，人类将会极其贫乏。
一定要给予所有国家或民族一种表现的自由，在这种方式下，最适于他们历史背景和他们的特殊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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