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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基督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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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论争，主要面临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基督教如何处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直接关系到基督教的中国化（“本色化”
）问题；二是，基督教在现代中国新文化建设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后一个问题涉及基督教的文化观及文化立场和文化作用。
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后不久，袁世凯很快就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组成北洋政府，从此出现了帝制复辟与文化复古的民初历史狂潮，也因此兴起了晚清以来革新与复古两大历史文化潮流的激烈较量。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代表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文化意识的《青年杂志》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拉开了民初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陈独秀、胡适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以《青年杂志》和次年改编的《新青年》为阵地，挺立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潮头，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界最活跃，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知识群体。
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和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
陈独秀开宗明义：“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
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1]这也就是说，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将其影响的重心放在青年身上，并希望广大青年能够以新的面貌、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动来承担中华民族新陈代谢的历史重任。
《青年杂志》的出版很快引起社会的反响，不久，同是以争取青年为目标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便写信给《青年杂志》的出版者群益书社，要求该杂志改名，因为该会早已办有杂志《青年》《上海青年》等杂志，明显造成雷同。
[2]这可以说是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群体与中国基督教界之间发生的第一次交涉，也是《青年杂志》出版后所面对的第一次正面挑战。
很显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要求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更名，固然由于名称上有雷同之嫌，但也与争夺青年这个最有希望的社会群体有直接关系，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青年杂志》明确标榜科学理性主义，认为“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
宗教美文，皆想象时代之产物”
[3]，号召广大青年应当具有“科学而非想象的”
精神。
这显然与提倡宗教信仰的基督教青年会格格不入，是明目张胆地与基督教会争夺青年人的信仰地盘。
[4]
从1916年出版第二卷起，《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这看起来像是陈独秀完全屈从了来自基督教青年会的压力，实际上更显示出陈独秀的时代智慧。
《新青年》名称的确立，不仅表明他非常重视青年的思想启蒙工作，更表明他的目标是要重新塑造有别于基督教会和社会上各派人物所理解的青年新人。
正如陈独秀在改名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中所说：
青年何为而云新青年乎?以别夫旧青年也。
同一青年也，而新、旧之别安在?自年龄言之，新、旧青年固无以异；然生理上、心理上，新青年与旧青年，固有绝对之鸿沟，是不可不指陈其大别，以促吾青年之警觉。
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为取得青年之资格也。
[5]
其实，也正如汪叔潜在《青年杂志》创刊之时发表的《新旧问题》一文中所说：
吾何为而讨论新旧之问题乎?见夫国中现象，变幻离奇，盖无在不由新旧之说淘演而成。
吾又见夫全国之人心，无所归宿；又无不缘新旧之说，荧惑而致。
政有新政、旧政，学有新学、旧学，道德有所谓新道德、旧道德，甚而至于交际酬应，亦有所谓新仪式、旧仪式。
上自国家，下及社会，无事无物，不呈新、旧之二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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