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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信仰并不违背中国的孝道，犹太人的宗教观，是一切以神为首，而中国人的宗教观，是一切以父母为首，因此，犹太人敬神如父，正如同中国人敬父如神。
这正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能够融合的“不谋而合”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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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讲，王治心的所谓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观念，完全是建立在形式上的相似上，而不是建立在实质上的相融或互补上。
但是，他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他认为基督教是开放的、包容的、涵摄的，并不是完全排他的、独尊的。
从他的论述中还反映出，他既不像胡适等西化论者那样完全以西方的文化来贬低中国的文化，也不像梁漱溟等东方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以东方的精神文明自恋情结，来贬低以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的精神文明的重要价值。
这种文化态度，即强调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态度，直接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基督教界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积极探索融合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以建设中国新文化的大门。
当然，与王治心同时代的中国教会另一位重要领导人王明道，并不同意上述的观念。
王明道是近现代中国基督教徒中基要主义福音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与王治心、吴雷川等自由主义的现代派基督教知识分子存在着重大的宗教文化观念上的差异。
他主编《灵食季刊》，宣扬基督教与文化相对立的观念。
他说：
自从亚当犯罪以来，世界便逐渐败坏，世上的列国在人的眼中看，是有文明的，有野蛮的；有富强的，有贫弱的；有民德高尚的，有民德低下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看，却无一不是充满了强暴罪恶。
神不要修理这败坏的世界，他乃是早已定意毁坏这悖逆神命的列国，建立公义永存的国。
[12]
很显然，王明道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待世界历史的。
在王明道眼里，世界历史是一部罪恶、败坏的历史，所谓的文明只是俗人的观点。
真正的世界历史，并不是一部文明的历史。
基督教的观念是远远高明于人类所谓文明历史的。
因此，文化对于基督教来讲并不是什么优越的、值得称颂的东西，而是人类罪恶的标志。
正如中国基督教思想史学者林荣洪先生所说：
一般神学保守的教会领袖都提出这种论点，甚少正视信仰与文化的问题，他们相信基督教的任务纯粹是福音性的，教会需要拯救灵魂远超过承担文化的责任。
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都深受世人的罪恶渗透了，福音无法与它认同或结合。
[13]
王明道正是这种神学保守派的重要代表。
表面上看，他只关心福音的传播与接受，但实际上，他以基督教的宗教性排斥了基督教的文化性，并将基督教的信仰与理念与人类各民族的文明与文化理念对立起来，甚至是否定文明与文化理念。
如果借用全盘西化论与东方本位文化论的观点而言，王明道极力排斥文化交流与融合来全面传播基督教的拯救福音，类似于全盘西方论者——向中国全盘推行与传播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但实际上，他与全盘西化论者又存着极大的不同，一是他是坚定的基督教信仰者与传播者，二是他并不认为基督教只是西方的，而认为基督教的福音是全人类的。
（二）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基督徒的文化观念
林荣洪先生吸取西方著名神学家尼布尔（Riiebuhr）在《基督与文化》（dCulture）一书中所提出“基督反对文化”
“基督属于文化”
“基督超越文化”
“基督与文化相反相成”
和“基督改造文化”
五种关联模式，将近代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概括为三种形态，一个以吴雷川等为代表，主张基督教认同文化；一个以王明道等为代表，主张基督教与文化对立；一个以诚静怡等代表，主张基督教改造文化。
在谈到第三种观念时，他说：
这个模式与前面两种模式不同，它不主张基督教与文化融合，亦不赞成消极的脱离，乃提倡一种积极的参与，认为基督教借此能改造文化。
在这模式之内的教会领袖均持有共同的盼望及信念，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神学立场和方法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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