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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林语堂强调指出，东西方都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我们应当承认晚近以来的西方文明要比东方文明先进得多，不能以东方古老的精神文明来否定晚近先进的西方物质文明，这是不恰当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西方的世界大战，并不能说明西方近代文明的破产，就如同我们不能因为古代的许多战争就否定我们古代的优秀文化一样。
我们应当看到就是由于晚近西方有了比较先进的物质文明，所以他们才能够真正保护和保存传统的精神文明，不仅保存和保护西方自己的精神文明，还能保护和保存东方的精神文明遗产。
中国人要想保存、保护和发扬自己的优秀精神文明，还必须先向西方学习，发展我们的物质文明，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变法自强。
从以上不难看出，林语堂并没有否定东方文明，也没有一味地崇拜西方文明，他只是试图说服那些东方文化保守主义者不要抱着老祖宗的遗产而沾沾自喜，忘乎所以，而应当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来自西方文明的挑战，自觉自愿地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来发展和丰富我们自己的文化。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民族的发展。
林语堂虽然是基督教徒，但是他实际并不从事基督教的传教工作，他缺乏在中国基督教教会工作中的基督徒知识分子那种面对“非基督教运动”
和“收回教育权运动”
的强烈护教感和探寻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使命感。
当时的他虽然深受基督教的影响，但是他更多是从西方文化的角度来把握基督教，与此相比，王治心、赵紫宸、吴雷川等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更注重从基督教文化本身来思考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正如当代著名的中国基督教思想史学者林荣洪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可以看到一种能够代表中国教会本色运动之立场的普遍的观念，即“本色不是复古，效法传统的风俗习惯；亦不是拒绝与西方合作的仇外主义，盲目地扬弃西方基督教修久的属灵传统，勉强将基督教和中国文化拼合，以建立一种非驴非马的新宗教信仰。
基督教必须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来表达出来，而不能脱离文化而独立，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是长期的经验、思想和训练的结晶。
它是一切观念、态度和习惯的总和；是获得的；在自然、社会、精神的环境中，是继续活动的。
它代表社会的自觉。
’这样说来，文化就是人民生活的共业，而福音需要进入文化中才能发挥它的意义。
但当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他们的信息带着西方文化的色彩，往往忽略了本地的文化传统。
本色化的工作，乃是一个移植福音的过程，使它能在本土扎根，并吸收中国文化的气质，以致适合本国人的心理”
。
[6]
在20世纪20年代积极回应文化论争的基督教徒中，任教于杭州之江大学的王治心教授可算是一位代表人物。
他认为文化是“世界的公产”
，不属于某个国家或民族所独有，而且文化本身都是处于不断交流与变化之中的。
西方文化实际上是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基督教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而中国的宋明儒学也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在与佛教、道教的交流与融合中形成的。
何况基督教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体系，它并不排斥其他各种文化，它曾在建构西方文化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样，它也将发挥与东方文化交融的作用。
[7]
王治心还特别引证《圣经》中耶稣的话作用根据。
耶稣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
王治心认为，中国就是一只圈外的羊，正等待着被领入牧羊人的圈里，基督教文化传入中国，正是要融合中国传统文化。
因此，他是积极主张基督教文化不仅不与中国文化发生冲突，更容易与中国文化相交流与融合。
[8]
也正因为如此，王治心并不认为基督教文化与梁启超、梁漱溟们所宣扬的儒家文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之处。
梁漱溟认为“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
。
[9]王治心完全赞成梁漱溟的说法，高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精神，但是，他不同意当时的一些东方文化保守主义者将西方文化看作物质的，将东方文化看作精神的，而与胡适等人一样，强调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是物质与精神的两个方面，是这两个方面的结合。
他还提到，基督教提倡灵肉的合一，耶稣既提倡精神的修养，也很重视肉体的安乐，他一方面上山祷告，另一方面下山医病。
[10]正是由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都有精神与物质的文明，从而使它们能够交流与融合。
他指出，孝是中国人的宗教，父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犹如西方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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