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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三民主义能团结全国人心，领导国民革命，是有宗教之作用的。
佛学的功用，在开人天眼目共趋觉路，亦自然有伟大的宗教团结力。
但虽是宗教，却没有其他宗教所崇拜的神，或神话迷信，故又可说不是宗教。
科学重在实际经验，不落玄想，佛学亦是脚踏实地渐次修证，不尚空谈。
佛学所说者，胥为从实际经验中得来，他所说的宇宙人生、因缘业果种种变化，要皆净智所见。
故佛学非科学而亦是科学。
佛学的本身是文化的总汇。
予在西洋时，见一般研究东方文化的学者，大都以佛学为总线索，因他在宗教上、哲学上和美术上，均有伟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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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太虚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已经超越了此前只是单纯以佛学或站在佛教护持的立场来开展批评的局限，而是从东西方文化中的不同领域，如科学、哲学、宗教、美术等方面来探讨与佛学之间的关系，更引证西方的东方学家对佛学的认识，从而深化了他对佛学在中西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中特殊地位的认识。
20世纪30年代以后，近代中国佛教僧俗两界的两个主要学派——武昌学派和金陵学派的代表人物，即武昌学派的领袖太虚法师和金陵学派的中坚王恩洋，分别就当时讨论正炽的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学术问题发表了看法，由此可以大体窥见近代中国佛门对待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的基本态度。
王恩洋和太虚都较一致地认识到，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本位文化论都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必然产物。
针对全盘西化论，王恩洋认为，全盘西化论有两种，一种主张对西方各种文化成果，如科学、基督教、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独裁政治等，择取其最善最美而适于中国之情形者，因而非盲目的杂乱无章的自相矛盾的全盘西化。
另一种非将全盘西化移植于中国，而是将中国全盘文化一切舍弃，全盘代之以西化。
对于后一种全盘西化论，王恩洋认为无过于将废弃中国之语言、文字、器物房舍、饮食衣服和思想学术等，而代之以西方的语言、文字、器物房舍、饮食衣服和思想学术等，果真如此，则不如直接“将中国之民族人种而弃舍之，重造之，或代之以西洋之民族人种”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要废弃中国文化而代之以西洋文化，于事于理是行不通的。
他指出，事实上，近代以来，西化已给东西方许多国家造成许多灾难，尤其是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各挟其文化所造成之科学制造海陆空军，以践履其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思想，各欲侵略他人以求独霸，终之以世界第二次大战，或将摧毁人类并自摧毁其文化也而未可知”
。
如果中国效仿此全盘西化，对人类对中国有何益处呢?况且，深受帝国主义重重围困束缚的中国，西方列强不会愿意看到中国全盘西化而成为危害他们安全、给他们带来祸患的强国，因此，全盘西化在中国不仅“为理所不可，抑又为势所不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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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认为，所谓全盘西化，实际上是以西化等同于现代化，可是，现代化或西化有两种道路：一种是个人资本主义。
从历史演进来看，这种道路已渐趋崩溃。
另一种是共产社会主义，尚未有建设成功的把握。
况且，西化本身是有缺陷的，而中国又没有近代科学工业生产力做基础，那么中国到底走哪一条西化之路呢?显然很难决定。
他特别指出，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都是有其一定基础的。
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基础，就是数千年来先哲们心血汗水所培植的中国文化，虽然它有缺点，但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更不能“为了国家衰弱，如因噎废食地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对欧美文化就盲目承受”
。
事实上，“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它的内在性，也都有他的历史地理因素，所以全盘西化是事实上做不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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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王恩洋和太虚确实抓住了全盘西化论的一些根本弊病，尤其是王恩洋从时势上分析帝国主义不可能希望中国如其他国家通过西化而强大，太虚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内在性和历史地理因素看待全盘西化在事实上不可能，都反映出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评判是有一定的深刻性的。
但是，他们对全盘西化的评判都一致地以西方文化在“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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