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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这也就是说,佛教包罗至广,圆融无碍,对于东西方各种文化,都能接纳陶铸,使其适应人类文化发展的需要。
虽然他们是从护持佛教的立场出发将佛教看作唯一能陶铸东西方文化的主体文化,但是,就儒、耶、回、佛相比较而言,在文化视野与文化心态等方面,确实也不能否认佛教较其他诸宗教学术要优胜一筹。
20年代是中西文化讨论最为活跃、各种文化观念相继展现的一个时期,佛教文化也应运而兴。
佛教界对这场文化大讨论发表了许多论著,阐述了自己的文化观念。
他们不仅比较佛教与东西方文化,更力图以佛教化导、融摄东西方文化,积极探索以佛教为主导的新文化建设之路。
太虚法师作为当时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最为积极地参与了这场历史性的文化讨论。
他在《大乘与人间两般文化》一文中,将人间的文化区分为两个方面,甲方面,在理智上是离言契性的,在行为上是克己崇仁的,在信向上是融迹同本的;乙方面,在理智是借相求知的,在行为上是纵我制物的,在信向上是取形弃神的。
他不像当时梁漱溟等文化论者将东西方文化截然分别和对立开来,而是认为以上两般看似迥然不同的文化,实际上在东西方文化中并存,只是各有所偏重罢了。
由是,太虚进一步剖析并存于东西方的上述两般文化,都有其利与弊。
从利上说,甲方面实事,善体、存性;乙方面虚利,利用,厚生。
从弊上说,甲方面妖怪苟惰,沉迷;乙方面封蔽,奋斗,失望。
既然各有利弊,因此,他认为,以大乘佛教来化导两般文化,才能使东西方文化趋于完善,从而创造人类世界更圆满的新文化。
[86]这不仅是太虚在当时对待新文化建设的基本态度,也是他“融通世学的根本方针”
。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太虚并没有像当时许多文化讨论者那样将东西方文化对立起来,而是从东西方文化的共同点出发,区分其中的利弊,把人类文化视作一个整体,从而突出佛教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这是很能体现佛教的平等不二、圆融无碍精神的。
不过,由于“一战”
后西方物质文化暴露出明显的弊端,太虚和当时一些东方文化论者都希望以东方,尤其是中国的人文文化来纠正完善西方文化。
学衡派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柳诒徵先生甚至认为,“吾国文化唯有人伦道德,其他皆此中心之附属物”
,是救济“西方个人主义之药石”
。
[87]太虚对此颇有同感,并进一步提出“欲中国文化之能复活于今世,而宏被欧美者,又必植其根于佛化之中,而后乃发荣滋长,条畅茂达,无可阙绝之虞”
。
因为他认为,作为东西方各文化系统的主干,基督教和回教已“失其权威”
,孔孟儒教也岌岌可危,只有“佛法者真能说明道德之所以然者也,真能破除世间一切谬见而与以正见者也,真能破除世间一切迷信而与以正信者也,真能破除世间一切恶行而与以正行者也,真能涵盖世间诸教之长而补其不足者也,真能广被群机而无所遗者也”
。
[88]这使我想起一位美国学者说过的话:“中国近代重新利用佛教的背景,也就是中国文明本身已经腐朽和衰落。”
[89]此言未免太过,且将佛教完全排除在中国文明之外。
不过,与太虚上述所言相比观,确实也说明佛教文化之所以能在近代复兴起来,除了其他种种因素以外,不能不说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教等的衰落有重要关系。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华民族进入空前的历史转折时期,民初开始的文化论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东北到华东再到全国的相继有计划的大肆入侵所激起的中华民族的全民反抗而得到进一步展开与深化。
全盘西化论虽然在30年代初一度为陈序经等人极力鼓吹,但很快就为人们所扬弃,各种民族本位文化论逐渐成为新文化讨论的主流。
这也为佛教界参与这场新文化建设的讨论提供了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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