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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初，太虚就明确指出，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之间关系日益密切，民族之间因文化生活的不同而造成“互相异视、互相排斥”
，因此，为了免除各种错误的成见，“须研究各民族文化生活相异点和相同点，彼此能完全了解，将以前的互相异视隔膜的情形无形消灭，把世界各民族的特长文化综合起来，构成为世界人类的文化，以此为将来世界人类文化重要的意义。”
然而，如何把各民族文化的特长综合起来呢?这就要靠能够统摄东西方各种文化的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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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之后，太虚又有感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交锋，特别指出佛教对于克服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化矛盾有着重要意义。
他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核心是个人主义，虽有所偏执，“亦未尝不握得一分的真际，故能造成近代灿烂的文化”
。
集体或共产主义文化核心是社会主义，“虽亦能把握得一分的真际，可有造成将来文化的倾向”
。
这两种看起来很矛盾对立的文化，在佛法看来并非如此。
因为佛法是彻底的社会论和个人论。
从因缘生法观念来说，“因故社会必起于个人，缘故个人必长成于社会”
。
离缘则因不成因，个人是社会之个人，无社会以外之个人，则个人主义的资本文化可融解于社会。
离因则缘不成缘，社会是个人之社会，无个人以外之社会，则社会主义集产或共产文化可引生于个人。
因此，佛教可以“不破坏近代的文化而入将来的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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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今天的高度来看待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不能不佩服太虚法师在六十多年前从佛法的角度对其所作的阐释。
虽然这种阐释尚可商榷，但是，他确实认识到了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类近代灿烂文明的重要意义，也仿佛看到了教条式的社会主义文化对个人的轻视。
他并不是从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绝对对立中来分析问题，而是从它们的必然联系中来看待。
尤其是他看到了“近代的文化”
是“将来的文化”
的基础，完全“破坏”
了“近代的文化”
，就不可能真正迈入“将来的文化”
。
他还从建设中国现代文化的立场出发，认为佛法传承于中国最完备，长期以来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可惜多年来没有充分发挥佛教文化的特殊重要作用。
如果能积极“掘发”
“阐扬”
中国佛教文化所蕴藏的大乘精义，“流贯到一般思想信仰行为上去，乃能内之化合汉藏蒙满诸族，外之联合东南亚强弱小大诸族”
。
更“以二千余年之佛教化关系，成亚洲东南各民族大联合，协力将大乘佛教文化，宣达到亚洲西北以及欧美非澳，融摄近代的个人主义文化、将来的社会主义文化，造成全世界人类的中正和平圆满文化”
。
他认为“中国于佛教文化有可因借之便利，有待发扬之需要，有能化合联合佛教民族复兴之关系，有可融摄创造世界新文化之希望，这是今日作建设中国文化运动的人所特须注意的”
。
否则，如果提倡复兴儒学或是全盘欧化，“则内无以化合藏蒙等，外无以联合日印等，而分据封建的个人的社会的各一文化阶段，但相斗争而无融摄创造之可能，故大乘佛法实于建设中国现代文化有非常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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