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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后来，他又提出“以今融古成民族文化思潮”
，“以中融外成国际文化思潮”
，“以义融利成民族文化思潮”
，“以雅融俗成进步文化思潮。”
[98]
不难看出，慧明和太虚都以精神道德建设作为新文化的根本，也就是说，以精神文化作为新文化的核心，这当然有利于突出佛教作为精神文化在新文化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但是，这无疑轻视了物质文化和政治文化在新文化中所应当占有的重要地位。
究其原因，在于当时谈文化建设者多注重精神层面的文化，并以此作为国家、民族的生命。
如法舫便认为：“凡一民族一国家的文化，一如人身底生命焉。
国家民族之能否强富，不仅赖其农工商业之发达，犹赖其文化事业之建设。”
[99]
太虚大师在1946年撰文指出，佛法重在契理契机，亦即“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这就“是说佛的教法虽是佛智证明的真理，而存在世间则是观察众生之机宜事实而施设的，所以佛经是‘契理契机’的法。
不仅合乎个别的千差万别之机，另外还有时代机境；要针对当时一般的思潮而随顺摄受或破斥，这才有佛法”
。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因此我们对待佛教经论中的各种表述：
不但要明了现有的经论上怎样说，还要进一步了解其所以说此经论之对于当时的时机怎样？比方你去研究龙树学，不但明白其已有之论义，还要知道当时印度佛教教内教外之时代思想怎样？龙树又是怎样起而破斥或摄受以应那时之思潮而说明大乘，使整个佛法复兴起来？后来到无着时代或玄奘至印度的时代，又是如何？再来观察中国唐朝以前的时代，当时佛教教内教外的思想如何？佛教怎样会与中国原有的思想发生密切关系，如何会使当时思想界受其影响，如何会发达兴盛到那样程度？由是应知我们处于现在的时代，要使佛学昌明在现代的中国和全世界，就得先要观察往古各种主要的时机，是如何适应之而从佛法的原则上去推行发展。
再观察到现在中国的思想界如何？最有力的思潮是什么？世界各国的思潮又是如何？将来的中国和世界所需要的是什么？应如何摄受或折服去宣扬佛法？如何能够使佛法作为中国或世界思想主要有力的指导和因素？或者以佛教来纠正他们思想上的错误，或增进发扬其合宜的地方。
此实为现在有志弘法者所应当考虑思想到的！
此虽非求学诸人的学力就能做到，但在修学的方向上，不得不如此。
现在的中国是抗战时期，世界是战争时代。
佛教徒根据其原有的基础，用不出什么力量，不能有何贡献。
但在另一种趋势上，我们目前有两点事情可做而仍未能做的。
现在的中国，不但要抗战而且要建国。
如在抗战期中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使处于平等地位，在这种建设新中国的趋向上，便发生了一种新思潮。
谈到什么是建设新文化之主要思想？同时世界人士，也在考虑到建设战后的和平新世界之主要文化是什么？大概思潮是要比现实早些。
如现在便想到抗战以后如何建设新中国？战后如何建设更进步的永久和平世界？那么，佛教在抗战战争中虽无能为力，但在建设新中国文化和建设世界永久和平文化的两种中说，佛教如能应用到人间以教化众生，应注意如何使佛教成为此二种文化之主要思想。
最少要能参加进去作为构成的因素，切勿听其落伍于时代之后，为一种古物，当使其成为活动有力的领导角色或要素！
也就是说，佛教的契理契机，是要求让佛教的真理与当时的中国现实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佛教徒应该在这方面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特别是对于抗战时期及抗战过后的中国佛教界知识分子而言，应当认清当前社会的迫切任务就是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如何开展。
民初以来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不仅成为后来国民政府所标榜的意识形态，也在当时中国社会产生很大影响。
太虚是积极支持三民主义的，因此，他认为，建设现代中国文化，离不开三民主义的指导，但是，三民主义还只是一个比较抽象的原则，至于如何真正实施新文化建设，还得从当前中国所处的文化环境来分析并做出抉择。
“现在构成这文化的，一种是中国故有的儒家思想，另外的即是近代西洋的科学哲学和基督教等之学术文明。
由此近来所谓新儒家的思想渐为抬头兴盛，过去以佛教学成为宋明学的新儒家思想，现在以西洋近代学术成为建国的新儒家思想了。
在这种新儒家中，或兼容道家的思想，大概仍排斥佛教。
纵使不排斥佛教，也都置之不提。
所以我们要注意，现在的佛法，在建设新中国文化思潮中是否已被排在外？或佛学是否于新中国文化的建设上曾经发生了关系？其实佛学于此不但不能作领导思想，而且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完全被排挤于建设新文化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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