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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的上述观点是当时加强民族团结、振兴民族文化、复兴民族大业和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迫切现实需要在其思想上的一种反映。
当时许多佛教界人士都发表了类似的观点。
寂公针对当时各界关于复兴民族问题的激烈论争也提出：“现在要使中国民族从精神上与体质上求健全，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只有一面恢复中国原有文化，一面采取西洋科学文化，一面再善用体用双彰、理事俱备的佛教文化做我们民族的骨格（因蒙藏民众均以佛教为依皈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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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是复兴中国文化的新儒学活跃的时期，温光熹在《佛学与未来世界新文化之展望》一文中指出，他同意“中国儒家哲学将来也要算未来世界文化的一助，不过，仍然未彻证到圆成实性，一切建立，总是有漏，有漏法即非究竟法，所以在中国如康长素先生等，一定要把中国文化作为万世亘法，也未免落于传统主义的熏习”
。
在这方面，佛法相对于儒学，就有其突出的特点，因为佛法是强调唯心的，即八识俱摄，即包括（1）西洋文化，因为西洋文化注重的是唯物，属于器世间及前六识；（2）东方文化，因为东方文化是注重的是唯心，但其所注重的是第六识与第七识。
因此，“佛学既不远两种文化，且能包两种文化，则所谓世界未来的圆满的达到新的人生的文化，自然不能离开佛学。
凡世间一切人生理论与事实之建立，均不出佛学的范围，且有佛学作根基，则有漏事业，可成无漏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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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民族危机日渐加深，迫切需要一种既能作为民族新文化重心又能融摄东西方文化的文化传统之时，太虚和寂公、温光熹等佛门僧俗知识分子大力弘扬佛教文化，确实也表现出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自觉意识，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他们建设的未来新文化，并不局限于佛教文化，也不局限于西洋文化或东洋文化，而是试图将东西方文化互相取长补短，融合为一种新文化。
其中所表现出佛教文化的主体性立场，对于他们作为佛教徒来说，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温光熹在上述之文的结尾处添加的《撰竟识语》所说：
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
此古德见道语也。
……夫人欲避秦，必须寻得桃源，欲避人生之苦者，岂可不寻人生之乐？比来世界文化潮浪日烈，皆因惑于苦的人生，而无以为人类之安住，但或苦苦，而不知避苦；更或知避苦，而不知究竟避苦之方。
佛智即在建立全妄成真之人生真实上，即此便是桃源，并非现实外之桃源。
然理虽本具，仍须全性以起修，庶全修而显性，实行世间工业、政治、经济等，能先具佛智，则皆为寻人生究竟的桃源之方。
……依佛智之悲心为用，依佛智之悲心为体，指出全妄即真之路，导世界新文化于正轨，方为佛子本分，故吾此论，必先分析西洋文化之若美若恶，采其美者，斥其恶者，使近代学者所执着之邪见破除，因其为人生妄境的苦聚所摄故，是为依佛智而拔苦之悲心，既拔其苦，又使知真正人生之乐处。
及近代世界文化恐慌所不能了之非人道战争，加以彻底解决，是有情之苦苦，当下出离，自兹总持东西洋文化的佛法即为新人生的未来世界文化，使近代人皆向此路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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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太虚和慧明法师等还就如何以佛教文化为重心建构符合时代需要的新文化提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设想，也越发体现出佛教界知识分子更加鲜明的文化主体性意识。
慧明法师从佛法唯心论出发，强调精神是体，物质是用。
欧美科学偏于物质，有善与不善两个方面，就其资生工巧方面说，是有益于人类的，也是菩提。
就其制作新奇武器毒害群生方面说，又无异于夜叉。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就在于偏执入世有为的用，而忽视了出世无为的体。
其实，中国文化本来是很高的，由于长期偏重精神，结果造成社会的落后。
偏重物质，是执着于有；偏重于精神，是执着于空，都不是中正之道。
因此，要建设新文化，“一面应以精神运用物质，一面应发展有益科学，以物质焕发精神，才符合中正的道理。”
[96]很显然，慧明没有跳出“五四”
时期以西方文化为物质文明、东方文化为精神文明的局限。
太虚认为，建设现代新文化，首先要从固有道德着手“建佛法以建信基”
，“用庄老以解世纷”
，“宗孔孟以全人德”
，“归佛法以畅生性”
，这其中佛法是重心。
然后学习西方“固之以军警，理之以法政，培之以教育，资之以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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