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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种观点,在当时虽然并不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看法,但是,也颇能反映当时人们对本土佛教与外来之基督教的截然对立的观念,以及对佛教间接造成了中国社会之衰退的认识,实际上也是时人对佛教衰落形象产生厌弃的一种思想反映。
不过,在当时,即使是关心和提倡振兴佛教的人,也常常以基督教积极面向社会的服务精神,来批评佛教界的寂灭、堕落之颓状,如有一篇题为《论提倡佛教》之文就说:“亚教(指耶教——引者注,下同)以劝人为善为宗旨,足以补政刑所不及。
故列国有奉为国教者。
其来中国,乘各教之衰,而又以学堂、善举等,开中国各教从来未有之局面。
……今佛教之创言设学者,固亦此说之滥觞与!
然吾观浙江三十六寺僧之所为,实为保利,而非为保教。”
[10]虽然该文作者还没有明确提出中国佛教徒应当向基督教学习,从而振兴佛教的主张,但是,从其评价基督教来华“以学堂、善举等,开中国各教从来未有之局面”
的话来看,实际上已经蕴含着这一层意思。
晚清时期真正自觉地明确提出中国佛教徒应向基督教学习以振兴佛教之主张的,当以为代表。
早年从政,在曾国藩属下任职,因办事得力,深得曾氏器重。
曾国藩死后,应邀为其子曾纪泽做事,又随同英法钦差大臣曾纪泽赴欧洲,做了中国驻英法的参赞,在欧洲一待就是五年。
后来,他又随新任英法钦差大臣刘芝田赴欧洲任参赞,直到刘回国。
[11]他在英法期间,除了结识正在留英的日本佛教学者南条文雄外,还比较多地了解了正处在奋兴时期的西方基督宗教。
这两方面对于他后来立志开拓中国佛教文化的振兴事业,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就在晚清时期一些西方传教士攻击中国本土佛教的积弊和时病之时,中国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的先驱者先生,对待西方传入的基督教文化,并没有采取截然排斥的态度,而是自觉地吸取基督教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的某些积极的因素。
他通观近代西方国家发达史,认为无论东西方的哪一个国家,即使是变法维新,也不会改变宗教事务,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如此,东方的日本佛教也是如此;不仅如此,还尽力使固有的宗教得到振兴和发展,“务使人人皆知教道之宜遵,以期造乎至善之地。”
由此指出,近代东西方各国在发展中都能重视发挥宗教的积极社会功能,难道我中国就可以例外?[12]在他看来,中国的振兴,不能没有宗教的振兴,也就必然要振兴中国的佛教文化,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么如何振兴中国佛教?认为,这同样离不开向东西方其他国家振兴本国宗教的经验学习。
近代各国振兴宗教,都离不开宗教教育,也就是兴办各级宗教学校。
自从近代西方宗教与政府实行分离政策以后,政府不干预宗教事务,宗教徒自身管理宗教事务。
一切宗教性的内部事务,都由宗教徒自己想办法解决。
为提高宗教徒,尤其是宗教教职人员素质的宗教学校,在中世纪由国家负责建设管理,近代以来改为宗教徒自己来建设管理。
因此,中国宗教的振兴,不能指望政府来帮助解决困境,只有宗教徒自己来想办法解决。
由此,他觉得,要振兴佛教,必须首先开办新式佛教教育机关——佛教学校,而开办佛教学校,正可以利用为社会所觊觎的庙产。
他进而说:“今日者百事更新矣!
议之者每欲取寺院之产以充学堂经费,于通国民情,恐亦有所未惬也。
不如因彼教之资,以兴彼教之学,而兼习新法。
如耶稣、天主教之设学课徒。
……为今之计,莫若请政务处立一新章,令通国僧道之有财产者,以其半开设学堂。
分教内、教外二班,外班以普通学为主,兼读佛书半时,讲论教义半时,如西人堂内兼习耶稣教之例。”
[13]这段话讲得非常明确,那就是,佛教界与其等着社会上来“庙产兴学”
,不如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自己行动起来,以庙产来兴办新式佛教文化教育,从而通过提高寺僧素质,来振兴佛教,以改变佛教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而要想开设新式佛教教育机关,仍然不妨效仿富有办学经验的基督教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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