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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后期起，西方国家开始向近代社会过渡，天主教内部也发生分裂，从而产生了大批向海外传教的传教组织。
明代后期来中国和远东传教的耶稣会士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扩张势力的蔓延，宗教改革后的西方新教势力也大肆推动向海外的传教活动，从而形成了由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与基督宗教传教势力相互推进的一种全球西方化的狂澜大潮。
这场西方化运动虽然给非西方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向人们昭示出传教运动对于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因此，正是从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运动中看到这一点，并从中自觉地吸取可资中国佛教借鉴的历史经验。
他说：“泰西各国振兴之法，约有两端：一曰通商，二曰传教。
通商以损益有无，传教以联合声气。
我国推行商业者，渐有其人；而流传宗教者，独付缺如。
设有人焉，欲以宗教传于各国，当以何为先？统地球大势论之，能通行而无悖者，莫如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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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振兴佛教与向各国传播佛教是一个共时性的问题。
近代世界，是一个各国相互交通的世界，因此，宗教的振兴，如果仅停留在某一个国家或民族或地区的范围之内，是不可能迎接世界潮流的挑战，从而充满生命力地存在下去的。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
他对佛教的振兴及其向各国的传播充满了希望：“今欲重兴释迦真实教义，当从印度入手，然后遍及全球。
庶几支那声名文物，为各国所器重，不至贬为野蛮之国矣！
然开办之始，非筹款不为功。
倘得贤士大夫慨然资助，收效于数年之后，不但与西洋各教并驾齐驱，且将超越常途，为全球第一等宗教，厥功岂不伟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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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愧为近代中国佛教革新运动的伟大先驱，因为是他率先最有勇气地提出了向基督教学习的主张，从而冲破了长期以来佛教对基督教来华极力进行排斥的传统局限，使后来佛教界中的有识之士在渴望实现近代振兴之时，不至于无所依傍或借鉴。
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是近代世界最有活力、最能适应社会需要，并最富有革新精神的宗教，因此，中国佛教徒能够自觉接受基督教的影响，打破与基督教的宗教隔阂，有利于中国佛教在面临来自基督教的挑战与竞争之时，能够取长补短，并开展有益的宗教对话与交流。
后来，创办祇洹精舍，就是力求效法基督教的办学经验。
他的后继者欧阳竟无曾说：“居士（此处指——引者注）谓比丘无常识，不通文，须办学校。
当时金陵南郊、扬州、常州，皆设僧学，而金陵刻金处办祇洹精舍，僧十一人，居士一人，以梵文为课，以传教印度为的，逾年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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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洹精舍的开办，实际上是中国近代新式佛教教育的开端。
后来，他的学生欧阳竟无和释太虚等创办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等近代佛教文化教育机构，无疑都是继承祇洹精舍而来。
[17]欧阳竟无先生就曾在1923年7月支那内学院第一次研究会的讲演上说：“今兹所存，惟武昌佛学院与本院，实承祇洹精舍而来也。”
[18]这也就是说，继承祇洹精舍办学传统的武昌佛学院和南京支那内学院这两大公认的近代中国佛教文化教育的重镇，也是学习和仿照西方基督教办学之例开办的。
因此，近代中国的佛教文化教育，基本上是在向基督教学习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而正是近代佛教文化教育的大量兴起，为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颇有意义的是，世纪之交的日本佛教界也面临着与中国佛教类似的问题。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近世以来佛教同基督教势不两立。”
“后来，社会上欧化流行，佛教在同基督教的冲突中处于劣势，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作为欧化思潮反动的国粹主义崛起后才有所改变。”
[19]一些进步的佛教界人士，开始谋求如何改变佛教之现状，探索日本佛教的现代化，最终导致了改革宗门运动和新佛教运动，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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