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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的《整理僧伽制度论》虽然后来没有完全变成现实,但是在民初佛教革新运动,甚至整个民国时期的佛教振兴运动中,都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以至于许多寺院改革都模仿其改革思路。
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中,太虚法师特别强调了兴办僧教育的重要性,后来这一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明确与发挥,并在建立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和主持闽南佛学院等近代著名僧教育机关时,得到具体的落实。
太虚法师后来也多次回顾他的僧教育思想的提出时,曾认真地借鉴了西方基督宗教的办学经验。
他曾说:“余在民初已着眼于僧制之整顿,而在民四曾有整理僧伽制度论之作,民六、民十四至日本考察和佛教大学,及民十七、十八至欧美各国考察各宗教学院或各大学神学科之后,尤深知‘僧教育’在国家教育制度中之位置,制有国民教育基础上之僧教育表,并另为失教僧尼附设补习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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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太虚法师在回忆1928至1929年作寰球考察之动机时也说到,虽然主要是向西方思想界的领袖学者们宣讲佛学,作佛教的世界化宣传,但同时也是“实地考察欧美的政治、经济、宗教等状况”
。
[27]他在谈到这一次的宗教考察时说:“美国则著名大学哥伦比亚、耶路、芝加哥、加里、福尼等,皆曾讲演,而美国在纽约、哈福、卜技利由各宗教学院,亦因请讲而得参观考察之机会。
关于宗教研究之专门学院,不能不推美国为最善。
法国天主教之大主教及英国为历代帝后坟墓所在之皇家教堂主教,皆曾约余相晤,并参观教堂中之一切。
其余在法、英、比、德、美诸国,游观天主教、基督教、回教、犹太教等之教堂,不一而足。
过耶诞节,则观于柏林之某大教堂。
过复活节,则观于旧金山之某天主教堂。
他若英国美以美会之纪念会,及各教堂之讲演,亦多往参观,以纽约之福斯登牧师听讲之情形为最盛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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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须将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或是闽南佛学院与西方的基督宗教神学院进行具体的比较,因为,除了在具体的宗教课程和必要的宗教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所区别外,它们在宗教教育的许多方面都有着惊人的相同或相似之处,日本的佛教大学当然也不例外。
正如太虚法师自己所说:“后来各地创办仿效武院的佛学院渐渐多了,如常惺法师在安徽、闽南、杭州、北平等地办的佛学院等,都受了武院风气宗旨的影响。
从我造就出去的人才中,办开封、九华、岭东、普陀等佛学院,和武院有连带的关系,更不待言了。”
[29]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基督宗教在宗教教育方面对中国近代佛教教育的影响之大之广泛了。
而正是这些佛学院,造就了大批中国近代佛教革新人才。
他们不仅成为中国近代佛教振兴运动的主力,而且在1949年以后近半个世纪内仍然是中国乃至东南亚华人佛教界的弘法中坚和领袖人物。
除了以僧教育为中心的寺院制度改革受到基督宗教的影响之外,太虚法师佛教革新思想与实践的另一个重要方面——菩萨行处,也深受基督宗教的影响。
何谓“菩萨行”
?太虚法师说,就是如何发扬大乘佛教的救世济民精神,使佛教与广大民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他说:“佛教之与民众,如树木之与土地。
树木借着土地支持滋养,才可以生长繁荣,佛教赖着民众的信仰,才可以存在兴盛。
如果佛教失去了广大群众的信仰,就如树木失去了土地的凭借一样不能生长。
所以我们多作救世利人的事业,使佛教在社会每个角落里都起了作用,方不致与民众疏远,令他们因此对佛教生起信仰心和拥护心。
例如以一地的僧寺主教化的中心,改善人民的生活风俗习惯,提高民众一般的教育,增加农村的生产,协助工业的发达,与兴办救济贫病的医院、教养院等慈善事业。
一地如是,各地佛教亦复如是,则佛教复兴庶几乎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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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太虚法师提倡“菩萨行”
,就是要求寺僧改变过去那种变卖如来家业的蠹僧和逃禅避世形象,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
参与社会服务虽然是大乘佛教的本来精神,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佛法的衰退,这种大乘佛教积极救世精神早已丧失殆尽。
是近代基督教来华开办各种社会服务和慈善教育事业,从而对佛教生存形成严重的挑战后,才使得社会上和佛教界认识到,中国佛教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果不向基督教学习,继承和发扬大乘佛教的积极救世精神,从事社会服务与慈善事业,佛教终将脱离社会并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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