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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佛教经验与基督教来华的中国化探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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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唐代景教传入中国时起，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基督教与佛教的关系史。
因为，在唐宋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为中国本土最强大的宗教文化势力，也自然成为其他外来宗教本土化最大的竞争对手。
因此，任何外来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本土化，都不得不面临来自佛教的挑战，并做出积极的回应。
对于近代来华的基督宗教之本土化来说，也毫不例外地接受了来自中国本土佛教的影响。
过去研究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的论著，大多不太重视近代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所受佛教的重要影响，[2]甚至贬低近代基督教来华与佛教之间所发生的相互影响。
[3]有的论著虽然论及来华传教士与佛教的关系，但是通常着眼于近代早期西方来华传教士对中国佛教的了解和研究，而甚少涉及佛教对基督教在中国本土化的影响。
[4]
事实上，探讨近代基督教来华的本土化，固然要关注来华传教士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考察中国本土的基督教徒，尤其是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如何自觉地面对本土的宗教和文化的挑战和影响。
这里正是以此为视角，着重以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为代表，来探讨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的本土化过程当中所受佛教之影响，希望以此加深人们对基督教来华之本土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本土宗教文化的关系的认识。
（一）清末民初基督教的佛教观
在晚清时期，由于佛教内部长期以来的积弊和时病，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和清末庙产兴学运动对佛教的沉重打击，在中国兴盛发展了近两千年的佛教已到了频临衰亡的境地，仅存的佛教生机也多堕入迷信化的深渊。
因此，当时不仅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瞧不起中国的佛教，就是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大都对佛教采取批评和贬斥的态度。
可以这么说，在于清末在南京开展佛教复兴运动以前，中国本土的佛教从根本上还没有构成对基督教传教的威胁，西方传教士们虽然已经注意到中国本土文化对传教的影响，但是对于已经衰落的佛教，他们并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充其量也只是当作中国本土三大宗教之一种。
[5]也可以这么说，面对已经濒于衰亡的佛教，近代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们并不像他们唐代的先驱者，乃至明代的先驱者们那样极力地仿效佛教，而是凭借强大的西方后盾，特别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直接向中国大肆传播基督教。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早期传教士办的《中国丛报》和20世纪初以前的《教务杂志》中不难看到。
不过，在世纪之交以为代表的清末佛教文化复兴者们对佛教文化的大力振兴，逐渐引起了来华西方传教士的注意。
因为，清末佛教文化的复兴虽然还处在初始阶段，但是毕竟已经逐渐显示出其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
特别是许多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领袖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和章太炎等，都积极地支持和参与了佛教文化的复兴事业，并以佛教学说作为其阐发维新变法和立宪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而就在维新变法和立宪革命时期，一些西方传教士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当时的中国革新事业，当然与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等志士仁人有过不少直接的交往。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佛教在中国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影响力，不能因为眼前寺院的破败和寺僧的衰颓，就轻视或忽视佛教在中国的存在及其对基督教的传播所可能带来的重大影响。
因此，以李提摩太和李佳白为代表的这些曾经参与中国清末革新运动的西方传教士的先觉者们，开始改变以前早期传教士们对待中国佛教的态度。
[6]
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开始，李提摩太、李佳白等西方传教士由于受当时等人掀起的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和康有为等维新变法之士极力弘扬佛教学说的影响，开始注意了解和研究中国本土的佛教问题，并与中国佛教界人士展开了一系列的交流与对话活动，以便为基督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减少阻力和提供便利。
李提摩太还与晚清佛教复兴运动的著名人物合作，将《大乘起信论》翻译成英文出版，从而向西方，特别是来华传教士介绍佛教文化。
李提摩太虽然在翻译《大乘起信论》过程中，在其中加入了许多基督教的色彩，但是，这至少说明李提摩太并不是像明清之际和同时代某些（如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那样，一概地排斥中国佛教，而是注重了解和探究佛教文化及其在中国的实际影响，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寻找对策和契合点。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民国初期出版的《李提摩太致世界释家书》中，看到李提摩太对佛教的认识。
李提摩太认为，佛教中的大乘与小乘有很大的区别，“小乘目的在救一己，大乘目的在救众生。
小乘不拜神，惟信赖无助之人力，于轮回中求得救。
而大乘之道，则颇似基督教，崇奉我佛，不讲轮回，独赖佛力而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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