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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以观音为善良慈悲之模范，其救护受苦受难之众生，颇着效力。
有忏悔者必畀以新生命。
其所以现千手之身者，盖以为普遍救济，完满仁慈也。
乃其怜爱与慈悲，及其情愿牺牲一己之品性，殊堪称颂”
。
[7]他甚至将阿弥陀佛解释为上帝之代名词，真如即是上帝之写照，如来佛即有马内利之意义，大势至颇似耶稣基督，观世音的职务颇似基督教中之圣神，菩萨犹如基督教所尊之圣哲。
不仅如此，李提摩太进而指出：“今日吾人不仅能正释迦牟尼得道时日之误，且能详明佛教中前此未明之名词。
人于未悟耶释两教之先，首当知其紧要名词之意义，细心考究，始知其名虽异，而意实同。”
又说：“上帝、天、阿弥陀佛及真如诸名，皆为释教中上帝之意义。
而如来佛、药师佛、地藏菩萨诸名，系代表耶稣基督、弥赛亚、救世主。
于释教之中，观世音即大慈大悲之观音，使吾人回念圣神之事业。
唯此观音，怜众生之受难，时时为之祈求。
观罗马八章廿六节保罗尝云，圣灵亦助我侪之荏弱。
盖我侪不知所当求，乃圣灵以不可言之慨叹，为我侪求也。”
[8]这一评价可以说是明清以来西方来华传教士对待中国本土佛教之态度极重要的一次转变。
李提摩太虽然还没有提出应当学习佛教在中国的传播经验，但是，他能够明确地承认佛教中存在着与基督教“名虽异，意实同”
的成分，至少说明他不敢轻视佛教在中国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以及可能给基督教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带来重大影响。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民国宪法明确保护宗教信仰之自由权，并取消了晚清时期各西方国家在中国传教的特权，因此，中外宗教开始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
也正是从这个时期起，以太虚和欧阳竟无等人为代表的新一代佛门僧俗，自觉继承和推展清末所开辟的佛教复兴大业，大力开展佛教革新运动。
至20年代初，随着南京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以各地新式佛教社团组织的建立，中国佛教复兴运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由于受“五四”
前后以科学民主为主导的爱国主义文化复兴潮流和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不仅信奉佛教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而且一些原本信仰基督教的有识之士也转信佛教。
这不仅对基督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而且也不能不促使基督徒知识分子重新检讨与思考与佛教的关系问题。
很显然，这个时候的佛教不再像晚清那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险，而是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
中国佛教文化在民初的复兴，正说明佛教来华至今仍充满着生机与活力。
也就是说，对于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来说，不仅应当承认佛教在中国存在的现实性，更应当思考佛教何以作为一个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了近两千年而仍然充满生机与活力。
在民国初期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就是，经过西方来华传教士一个世纪的艰苦努力，中国本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已经成长起来，并开始成为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本土基督徒知识分子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一个最重要的不同，就是他们谙熟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当然包括已经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的佛教。
由于中国佛教在民间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之中，因此，每一位中国本土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在走上基督教信仰之道之前，都有一段程度不同的从民间佛教信仰转向崇奉耶稣基督的心路历程。
就多数人而言，他们是在清末佛教极度衰败之时改信来势汹涌的基督教，是在佛教已经自身难保不能救度众生之时而求助于外来的基督拯救。
然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20年代初期佛教开始复兴之时，又抛弃了对基督的信仰而回过头来崇奉佛陀。
正如陈金镛先生所说：
从政体改革以后，一般人正高唱国教，而又一般人反对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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