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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化教育体制中的中国文化教育：以圣约翰大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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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圣约翰大学是近代中国成立最早，历史最长的一所教会大学。
它由于特别注重西方化的教学方式和西学传播，培养了顾维钧、颜惠庆、周诒春、施肇基、宋子文、刁作谦等一大批著名外交人才，因而有“外交人才的养成所”
之称。
与其他教会大学相比，圣约翰大学长期拒绝在中国政府立案，始终保持西方化的教育体制，是近代中国西化色彩最浓的一所高等学府。
因此，长期以来，学术界总是把圣约翰大学当作近代教育文化西化的典型，对圣约翰大学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其西化方面。
尤其是像最近出版的由陶飞亚和吴梓明合著的专门研究近代教会大学之国学的《教会大学与国学研究》一书，仅用数百字的篇幅简略地介绍了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
[1]但是，这是否就可以说国学的教学与研究在圣约翰大学中无足轻重呢？事实上，国学教育与研究在圣约翰大学虽然较之燕京、金陵、岭南等大学要逊色得多，但是也并非可有可无。
国学教育是近代教会大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在近代基督教的中国化过程中，“最西化的”
圣约翰大学也没有完全脱离中国化的道路。
本书正是试图通过梳理圣约翰大学国学教育的历程，来说明圣约翰大学从其创办初期至20世纪50年代初停办，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中国化道路，由此从一个侧面展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在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自觉地追寻文化的民族主体性。
（一）在欧化中确立国学地位
1877年，基督教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在上海召开，著名的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会上发表了《基督教会与教育》的文章，指出传教的根本目的是要使所有国家都基督教化，不能只是一味地直接传播福音，而要重视教育的间接传教功能，即要建立基督教与现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天然同盟关系，通过教育传播西方科学文化到中国，从而消灭中国传统“异端邪教，使基督教的信仰和伦理渗透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去”
，因此，教会应当积极参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运动，着力培养接受西方科学和艺术的中国人才，从而“有效地根绝异端迷信”
。
[2]。
不过，到了1890年的在华新教传教士大会时，狄考文开始改变上述完全想以西方科学文化和宗教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主张“应用中国语言施教”
，让年轻人“学习本国文学和写作的兴趣”
，一个缺乏中国语言训练的人不仅得不到中国人的认可，也会“损害他所有的外语和科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但同时他仍非常强调“在强烈的宗教影响下进行教育”
。
[3]
事实上，19世纪90年代以后，传教士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单纯地传播西学和基督教是不切实际的，并不利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教会教育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不能和中国经书相处，而我们不能不和它相处。”
因此，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潘慎文则在此次大会上特别讨论了中国经书在教会教育中的地位问题。
他说，教会教育不仅要培养教徒和教会工作者，也要培养在中国政府和社会中担任重要工作的人，因此，教会教育应当包括学习基督教书籍、中国经书和西方自然科学这三个方面，而不能有所偏废。
中国人必须通过学习经书来掌握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学和哲学，以便能够从事中国所需要的各项工作，同时，通过学习基督教书籍和西方科学来“有效地抵制经书中的歪门邪道和伪科学”
。
[4]
而当时的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也深感教会教育过于忽视或轻视中国文化教育，不仅对中国无益，对传教也不利。
周之德认为：“美国士文先生云：‘欲吾道通行中国，必须各教会多设书院，广集会中子弟，礼聘中西教会通儒，教以圣经、英文、法文、德文、格致、天文、地理、电光、化、算、诸学，与及中国经史典籍各种有用之书，令会中人才蔚起，然后简拔才全德备，献身事主者，责以重任，又有培植英杰，上达朝廷、下达草野。
’……以此传教，何教不传？以此图功，何功不就？……此教会各学校亟宜变通整顿也。”
[5]
到了民国初期，基督教界和中国教育界要求教会学校重视中国文化教育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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