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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教会学校视学的蒋昂，积极呼吁“中西教育之融会”
，认为教会教育必须进行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改变“歧视吾国文字”
的局面，传教士“往往以西文为主要教科，而于华文则忽之，同一课目也，中文之时间较少”
，“生徒之视中文，亦若有无可忽”
。
中西文化和中西教育都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需要融会所长，克服所短，加强中文和中国文化教育，从而与西方的科学文化教育并行不悖，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从而培养出既有世界眼光和现代科学文化素质，同时也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基础和满足中国现实需要的人才。
[6]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科学和民主意识的增长，特别是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的高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推进，在教会学校加强中国文化或国学教育成为历史的必然。
正如中国基督教徒知识分子杨程所说：“教会学校虽然款自外来，也多系外人办理，但其受教育的学生，总是中国的青年，所以应当注重国学。
注重国学，原非排斥西学之说法，不过主张国学比较西学特别注重一些而已。”
他还特别主张，注重国学教育，需要在各中学、大学和神学教育中，“尤当聘请几位国学教授——尤以大学、神学为要——专司其事。
这种国学教授，当然不是冬烘头脑的老古董所可充数，必须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线索了然胸中，并且具有哲学、伦理、文学之一二门特长者，才能合格。”
[7]这也就是后来各教会学校，特别是教会大学纷纷聘请中国学人担任国学教员的一个前奏。
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为施约瑟主教创办圣约翰书院时期，即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第二为卜舫济牧师执掌圣约翰前期，即19世纪80年代中叶至20世纪最初10年；第三为非宗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时期，即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
圣约翰大学1879年创建在于上海西北部的梵王渡，将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先期创办的培雅学堂和度恩学堂并入其中。
“因其时英文之应用极少，学者仅资洋商之翻译，故各科均用中国言语教授，初用普通国语，继以学生大半来自苏省，改用本地方言。”
[8]因此，当时的圣约翰书院，并没有开设西学，而是“专授中学”
。
[9]“专授中学”
固然由于当时“英文之应用极少”
，也由于创办人施约瑟主教喜欢中国文化。
施氏于1859年来华传教，很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学。
来上海前，“施主教驻北京甚久，对于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更有心得。
教会译圣经为文言文时，施主教之力居多。
美国监督会（即美国圣公会）聘为主教，勉强从命，盖施主教实一学者，攻学之志趣甚坚，既任主教之职，即主张设立大学。
彼见中国人尊师重学，由来已久，设立大学之后，必可养成一种实力。
且中国是时教育，仍是守旧章，专攻经史。
苟能介绍新式教育，创立教会大学，前途之希望实为无穷。”
[10]施约瑟创办大学，并非以教授西学来排斥中国文化学术，而是不满意于当时中国陈旧的经史教育方式。
况且，他本人对中国语言文学有一定的研究，并曾亲自以汉语讲道。
因而，他实际上是想通过办学，培养大批新型汉语弘道人才。
这一点，从他在圣约翰书院成立后以校长之职兼任国文部主任一事，即可见一斑。
当时只有国文部和神学部。
因此，卜舫济说：“学校初创，困难之事亦多。
施主教眼光远大，当时即有意提倡白话，主张各班皆宜试用官话教授。
惟当时学生皆操吴语，练习官话甚不易行。
校中教授科学，系用中文，而相当课本，乃遍觅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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