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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开办的僧学堂往往迫于眼前护产的需要而临时宣布成立,缺乏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准备。
为保护庙产赢得社会的好感,各地僧教育会往往同时开办僧、俗两种学校。
如释寄禅在宁波创设僧众小学和民众小学、普陀山僧教育会创办化雨僧小学校和慈云初级小学校、复权初级小学校,[18]北京觉先同时创办僧学堂和贫民工艺院,等等。
有些寺僧(如广州六榕寺僧等)只愿捐资助学而不办僧学。
这也就是说,清末寺僧创办教育学堂,其着重点与其说在僧学堂,不如说在民众教育。
这无疑会影响对僧伽教育的投入和管理。
扬州天宁寺所办的普通僧学堂,就因为“教授管理均不得法”
,[19]最终不得不解散。
当时许多僧学堂也都因此而昙花一现。
就教学科目和教学方式而言,清末僧学堂也远不能与祇洹精舍相比。
如太虚所言,各僧学堂往往“仿照通俗所办之学校而办”
。
这自然是一种最简便的临时应付办法。
因而“其教学科目亦多属普通学校之性质,间或讲授佛学,亦仅以点缀,未尝重视”
。
[20]当然,寺僧中也不乏像觉先那样亲赴日本考察佛教办学的,但其对当时僧学堂的实际影响极有限。
因此,与筹办祇洹精舍相比,清末寺僧界创办僧学堂显然缺乏应有的重视和必要的准备工作。
最后,祇洹精舍虽然因经费、校舍等问题而迟迟不能正式开办,但它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依托,即金陵刻经处。
创办金陵刻经处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年,已有一定的发展规模,吸引了谭嗣同、桂伯华、梅光羲、宋恕、邱希明、欧阳竟无等大批鸿儒硕学来此学习和研讨佛学,从而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佛教文化重镇和佛学人才荟萃之地。
因此,金陵刻经处的成功开办,不仅扩大了在当时复兴佛教文化的影响力,而且为祇洹精舍的创办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欧阳竟无在谈到创办佛学研究会时就曾认为,当年与他一起追随杨仁山先生主办金陵刻经处刻经校勘经典事业的同志,突然间变得越来越少了,虽然砖桥刻经不少,而人亡业败,“以故设立学会于金陵刻经处,日事讲论不息”
。
其实,创设祇洹精舍又何尝不因为如此?因此,可以说,在金陵刻经处的发展过程中努力创办祇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并非突然心血**,也不是达摩波罗到来后一时的触动,而是他数十年来苦心经营金陵刻经处、自觉推动中国佛教文化复兴事业的必然结果。
相比较而言,各地僧学堂的创办真可谓举步维艰。
如果没有“庙产兴学”
运动对寺僧生存的严重冲击,广大寺僧仍然会满足于维持现状。
当时对于佛法的衰微,除了华山、笠云、文希和栖云等受时局影响的先进寺僧有所警觉外,绝大多数寺僧不仅无知无识,而且沉湎于假借佛寺维持生存。
那些为数很有限的各地香火旺盛的寺院,常常为一些顽固保守的僧阀所把持。
而且当时全国绝大多数寺院都是家族化的法派、剃派制,财产私有。
办僧学堂不仅与他们脑海中的佛教迷信化、家族化观念相抵触,也直接威胁着他们已经拥有的寺院财产。
因此,杭州白衣寺松风和尚为筹设僧学堂,深受杭州地区顽固保守的寺僧们的嫉恨,并惨遭毒害而身亡。
清末积极倡导开办僧学堂的著名佛教领袖人物释寄禅对松风的惨死深表悲痛:“末劫同尘转愿运,那知为法竟亡身?可怜流血开风气,师是僧中第一人!”
[21]由此可以想见在清末要想在寺庙里开办僧学堂是何等的艰难。
清末寺院财产的家族私有制度严重束缚着新式僧学堂的开设,“庙产兴学”
风潮一过,各地僧学堂纷纷歇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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