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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少以昌明佛教、造就僧宝为旨者。”
[11]因而，当时社会上积极鼓动“庙产兴学”
的人士看到各地寺僧借口自办僧学，而实际上只是为了保产，并非真的要振兴佛教文化事业，便猛烈抨击寺僧们“实为保利而非保教”
。
曾在“庙产兴学”
风潮中乞求日僧保护的浙江三十六寺寺僧，因得清政府保护寺产令后，原先倡议开设僧学堂，现在也不议开了。
这可谓“利既可保，教不可论”
。
[12]杭州绅士樊恭煦等曾为杭州各寺摆脱“庙产兴学”
的困绕、要求开办僧学堂的愿望给予了积极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然而，受到保护的各寺僧众并非真心诚意地为振兴佛法而开办僧学堂。
樊恭煦等人对于杭州各寺僧玩弄议设僧学堂以保寺产的把戏甚为不满，认为:“议开僧学堂，绅意在开通智识，僧意在抵制捐款。
今既不捐，则僧学堂亦无庸开办，有名无实，徒滋流弊。”
[13]
其次，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有感于寺僧素质的低劣和“庙产兴学”
的冲击而萌发开办佛教学校的想法。
他真正着手筹备祇洹精舍，是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即与达摩波罗会面后。
[14]由此至1908年正式创立，已逾十年。
其间，他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如他积极借鉴日本佛教教育和欧洲基督教（含天主教）教育的成功经验。
他在与日本南条文雄的通信中，多次表明欲学习日僧办学经验。
他曾说:“近代以来，门户之见牢不可破，支那境内，禅宗一派空腹高心，西来大意几成画饼;台教一派尚能讲经，惟于名相，亦非古法。
且诸方名刹，向无学堂造就人才，所以日趋于下也。
贵宗（日本真宗）既有学寮讲肆，又开普通学馆，是世出世法兼而习之，人才辈出，何可限量!惟愿善学者不为成法所拘，则妙契佛心，允为如来真子矣!”
[15]
清末议开僧学堂后，他又写信给南条文雄，希望提供有关日本佛教学校章程以备参考:“敝帮僧家学校才见肇端，欲得贵国佛教名宗大小学校种种章程，以备参考，非仗大力，不能多得。
此等章程，虽系和文，敝处亦有能译之者，与学诸僧甚为盼望也。”
[16]
正是参照了日本佛教学校和基督教学校课程，因而制定了较为完备的《释氏学堂内班课程》。
不仅如此，他还积极“添造房舍”
，筹措款项，网罗人才。
对祇洹精舍的教学目标有严格的规定:“僧徒课程计三门:一者佛学，二者汉文，三者英文。
三门精通，方能赴印度布教。”
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广泛开设释氏学堂而“造就佛学导师”
。
[17]
清末寺僧界由于抵制“庙产兴学”
而萌发“兴学保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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